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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月末二月初,国人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新冠疫情的进展情况,冷不丁双黄连口服液和瑞德西韦打起来了。很快吃瓜群众加入战团,战争扩大,变成中医西医之争。唾沫横飞中,就是“科学”与“不科学”。
 
 
01
 
大半年过去了,“科学”与“不科学”之争肯定还会继续,双黄连口服液和瑞德西韦好像没有胜负,都偃旗息鼓了,虽然时不时各自还会有些发声,包括宇宙拿摩温懂王特朗普时不时也拿瑞德西韦和消毒水注射液作为配方推销给全世界。
 
现在看来,挑起事端,难免有药企的商业阴谋。当然,我这个结论并不“科学”,因为没经过论证,也没去看过有关药企的财报。不过,宇宙拿摩温特朗普强烈推荐的瑞德西韦、消毒水注射液、羟氯喹等,都没有经过他们的伟大国家的伟大医疗机构的伟大专家们的论证,商业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2003年春节,亲友往来中,大家都悄悄地议论,遥远的广东那边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病,传染性很强,广东那边商店里的醋都被抢购光了。很快,江浙一带也有人开始抢购醋了。到四月份,许多单位都熬中药汤剂分发给员工喝。到六月份,疫情基本就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汤药、醋起到了作用。
 
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特朗普告诉专家,既然消毒水在洗手、环境消杀中可以杀死新冠病毒,那么用针筒打进人体不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病毒杀死了吗?这话逻辑上好像没毛病。于是许多美国人情急之下自己就注射消毒水了。也许是美国毒品泛滥的缘故,许多人都有自我注射的技能。中外文化有差别,脑回路往往互相看不懂,但无知起来也都差不多。
 
可怜那些义愤填膺加入双黄连口服液和瑞德西韦混战的“科学”群众,就这么被当枪使了还不自知。尤其是加入瑞德西韦战团的,虽然高举的是“科学”大旗,但谁都没有用他们高举的标准的科学的医学临床测试方法验证过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治疗的作用,也没有看到过权威机构公布的实验报告。
 
有趣的现象是,双黄连口服液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加入瑞德西韦战团对双黄连大打出手的可能都用过双黄连,也许他们在为瑞德西韦大战双黄连的时候正在服用着双黄连。双黄连口服液战团,本来就被批不科学,也就不足挂齿了。
 
02
 
当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也引起了西医中医的争吵。一方说这是中医和中医药的胜利,另一方说这事跟中医和中医药没啥关系。
 
如果把诺贝尔医学奖看作是西医的奖项,那么由西医给中医颁个奖,真说不得是什么胜利。因为你内心已经把西医看高了,在乎西医对中医的承认与否。医学就是医学,何必分中西?一个学科内部有不同的流派和学说,是正常现象。
 
屠呦呦接受任务寻找治疗疟疾的药,经过各种艰辛,一无所获。最后在中国古医书中获得灵感,找到青蒿进行试验。一开始提取的青蒿素效用并不成功,屠呦呦猜测可能是煎药的温度太高。于是调整温度,提取成功。然后在自己身上试验,有效。再扩大试验,最后成功。用青蒿素制成的抗疟疾药挽救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认识。
 
首先,青蒿素是被屠呦呦发现和提取的,不是屠呦呦创造的。在被发现之前,自然界本来就存在。所以,我们对于科学上、理论上的所谓“新”必须分别清楚,“新”发现不是“新”创造,被发现的事物本身并不一定是“新”的。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创新的理论,但他所要证明的、解释的是宇宙中早就存在的。“新”只是相对于人类的认识而言的。
 
其次,青蒿素对疟疾有治疗作用,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并不是科学或医学赋予的。但人类能够发现它,应用它,是不容易的,这发现和应用本身确是伟大的。
 
再次,在现代科学研究方式出现之前,我们的先人早已经发现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并且造福了无数代的同胞。说明,发现和创造,并不只有“科学”这一条途径。草药是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在发现和制作的主要药物。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之前,地球上的人类就是这么“不科学”的一路进化,直至生出发明科学研究方法的人。
 
第四,用科学方法发现青蒿素,对于究竟是什么物质在治疗疟疾中发挥作用的了解更精准了。因为这样的发现,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方法可以标准化、批量化地生产药物,高效地造福人类。这比单纯用青蒿煎药能量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第五,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对于屠呦呦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可以治疗疟疾的药物,并且能大量低成本的生产出来。
 
第六,中医,当然是伟大的。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发现和发展的。望闻问切,是技术。煎熬、膏丸、针灸、敷贴、推拿等,也都是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创造。
 
历史上吸收了不知道多少来自西域和海上的药材和方法。继承也好,保持特色也好,绝不是固步自封式的保持纯粹,排斥现代技术、材料和方法,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发扬光大”了。所以,争论中医西医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能治病是医者的应有之义。
 
03
 
这些认识,对我们发展金融科技也是很有启发的。金融科技,顾名思义是要以科技来解决金融问题,落脚点是金融。所以,首先要明确的是需要解决什么金融问题,然后才能选择合适的技术,并不能因为技术新而到处使用。就好比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目的始终是治疗疟疾。
 
屠呦呦肯定有能力用科学方法和科学仪器发现和提取许许多多的“素”。她必须找到这些“素”与杀灭疟疾细菌之间的关系。她还要发现在什么温度下提取的“青蒿素”才有杀灭疟疾细菌的作用。她还要发现多少剂量的“青蒿素”在人体中才能有效杀灭疟疾细菌而不至于伤害人本身。
 
以信贷为例。信贷难的不是把贷款放出去,而是如何确保能把贷款收回来。所以,所谓风险评估和管理,就是围绕着能否把贷款收回来展开的。这就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是合适的信贷额度。金额太大,超出了借款人的经营能力或消费能力,造成过度投资或过度消费,贷款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所以,要搜集各种信息和数据,以确认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收入水平;贸易的真实性;产品的市场接受度等等。
 
其次是持续关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或生活状况,尽可能控制借款人的资金流,一旦出现负面状况可以及时收回贷款。
 
第三是寻找到约束借款人必须还款的方式,也就是找到借款人不得不还款的软肋。审查借款人的征信记录只是一个方面。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也是一种方式。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抵押、质押是比较硬的约束。
 
可以看到,以上这些所需要的信息,不仅仅是报表等数据,也需要有许多行为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本来就有,在信贷风险评估总本来就在采集和应用。只是在传统条件下,更多的非结构化数据没有能力采集。应用金融科技,可以更大量、更大范围地采集非结构化数据,关键是这些数据和信息与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让借款人按时还本付息的约束力。
 
这就像屠呦呦,找到青蒿素不是目的,找到能杀灭疟疾细菌的青蒿素才是目的。我们使用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技术帮助我们提高了收集信息的能力和范围,可以更高效地进行分析和计算。但关键还在于我们必须发现这些信息与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约束力。
 
信息与信贷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约束力,是本来就存在的,就像青蒿素可以杀灭疟疾细菌本来就存在的一样,并不是科技创造出来的。发现和建立信息或数据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需要的是金融能力和制度能力,金融科技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04
 
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在线上找到更多的数据。
 
首先我们要确认,哪些数据足够帮助我们确认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收入水平,也就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贷款额度。同时,我们也要确认,这些数据在什么场景下才是有效的,是线上还是线下,又或者线上线下都有效。
 
其次我们要确认,哪些数据是可以作为贷后管理的持续有效的数据,同样需要确认这些数据在什么场景下才是有效的。
 
第三,通过一些数据,我们可以标签一个客户是守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一些数据对借款人还款是具有像抵押担保一样的约束力的。但我们还是要确认这些数据是在什么场景下才具有这样的约束力。同时,约束力是要通过合同和法律来确定的,技术本身并不提供约束保证。
 
有些技术有能力执行合同和法律确定的约束条件,但只是执行,约束力并不是技术提供的。技术不能提高借款人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提高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所以,技术并不能让不适合借款的人变得适合借款。
 
一个人适不适合借款,本来就存在,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更精准地发现他。一些确保借款人必须还款的约束数据本来就存在,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特定场景下发现这些数据,但把约束力确定下来,必须通过合同和法律手段。
 
有些数据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通用的。比如道德约束,一般在熟人环境下更有效。有些数据可能只在线上闭环的条件下才有效。还有些数据可能对个人客户、小微企业客户有效,但对大型企业客户就无能为力。双黄连内服有效,外用就不知道了。消毒水外用有效,但作为针剂注射,或许能把人体内的新冠病毒杀死,但同时也可能把这个人杀了。
 
所以,我们应用金融科技,不能像吃瓜群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双黄连口服液和瑞德西韦打起来,更不能像宇宙拿摩温特朗普那样因为消毒水消毒有效就让伟大的美国人民注射消毒液。让双黄连发挥双黄连的作用,瑞典西韦发挥瑞德西韦的作用,消毒水发挥消毒水的作用。
 
文章原载于墙裂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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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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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曾任浙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浙江农村金融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国际业务部信贷科科长、国际业务部信贷部经理、营业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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