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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从来没有离开过内地。
 
香港历史上的起起伏伏、沉沉浮浮,都与内地有关。
 
明、清两朝都有过“海禁”。明朝的“海禁”,是禁止贸易。清朝顺治年间,1655年的“海禁”,是为了防范海上的复明志士、巩固政权,“片板不得出海”。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十到五十里。那时,香港是个无人岛。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台湾,才重开海禁。当时迁了一部分广东民众去开垦香港岛。这部分民众并不是当初因“海禁”内迁的香港岛民。所以,香港没有原住民。
 
英国人之所以要殖民香港,不是为了香港这座岛,而是为了开拓中国内地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是所有以后香港历史的根本所在。
 
由于近现代历年的战乱和动乱,内地的精英与资本不断流入香港,开始了一波又一波香港历史的繁荣与建设。香港历史上房地产的繁荣高潮基本上都与内地的人员和资本流入有关。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西方对内地的封锁,香港几乎独享了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利益。香港的真正起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恰逢发达国家产业大转移。得益于当时中国内地尚未对外开放,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抓住了这一机遇。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不仅缺资金、缺技术,也缺商路,更缺懂国际贸易的人才。这些,正是香港在内地不开放的条件下积累的优势。很快,内地抓住了又一波产业转移的机遇。这时,香港也顺势把各类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内地。那时,随便一个香港人到内地,都成了大老板。也可以说,香港抓住了内地对外开放的机会,又上了一个层次,从一个转口贸易城市,变为来料加工加国际贸易城市,进而变为国际金融中心。
 
回顾这六、七十年的历史,内地不开放的机会,香港抓住了;内地开放的机会,香港也抓住了。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恢复WTO地位,中国经济更加快速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这时,过去在内地不开放和开放初期,香港所拥有的优势快速消失。内地有了自己的商路、有了懂得国际贸易的人才、也有了技术,所有需要引进的、出去的,可以不经过香港。即使是利用香港这个桥梁,内地人也可以自己直接跨过这座桥梁,而不需要香港人代劳了。这时,香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
 
二
 
2000年以前,香港地铁报站名,是广东话和英语。路上用普通话问路,往往没人搭理。不搭理,一方面是因为很少有人听得懂普通话,更不会说普通话。你讲得越标准,他越听不懂。当时问公司员工,我们几个外派人员谁的普通话讲得好。结果他们认为最好的是一个湖北人的湖北普通话,把几个北方来的外派员工郁闷了好几天。再一方面,当然也有看不起内地人的原因。到商店里更明显。说普通话问价格,无人搭理,改用英语,立马笑脸相迎。除了上述原因,还有是效率。当时内地人普遍穷,问半天,买不了多少东西。
 
2003年沙士以后,香港政府以促进旅游来恢复香港经济。那时,西方人几乎不来香港。港人在街上遇到内地人问路,不仅热心指路,还会主动带路。我曾经问港人同事,为什么会这样。同事说,他们是给香港送钱来啊,我们当然要热情。
 
那段时间,港人内心是非常感激中央政府的各项惠港政策的。然而,2008年以后,一切好像变了。
 
这之前,内地人来旅游,带来了观光业、零售业、酒店业、餐饮业等等的繁荣,增加了香港的就业;内地公司到香港开公司,增加香港的就业;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融资,繁荣了香港的金融业,增加了就业。最近这二十年来,香港一直处于充分就业的良好状态下。然而,香港人并不感到幸福。
 
首先是行业结构的变化。行业构成先是由加工业、国际贸易、航运业、房地产业转变为国际贸易、航运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再转变为房地产业、金融业、航运业、旅游业。现在基本上就是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在产业空心化的同时,这些行业本身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还是与这些相关的零售业、酒店业等,都是由大集团大公司垄断的。这些行业所提供的岗位,大部分是低端的服务性岗位。由于是大公司,岗位又往往是固化的,阶层的提升通道很窄。再一方面,与三十年前相比,现在香港的劳动力人口中,高学历的比例大大提升,学历与岗位的错配矛盾越来越大,阶层提升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传统的充分就业理论,劳动力是个统一的概念,不区分劳动力层次,只要有就业就行。这理论适合低技术条件下的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现代经济条件下,单纯的就业并不解决真实的就业问题,应该要引入就业人口素质结构与就业岗位结构适配分析。同时还要研究集团化大公司经营对于阶层固化的影响。
 
在香港,我们每年都会去参加公益活动。有几次活动是探访困难老人。好多老人带着茫然的眼神自言自语说,还是以前好。我问,为什么?老人说,以前你只要肯吃苦,够努力,一个人可以兼几份工,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培养小孩。现在不行了。
 
香港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住公屋的老人,就自己的收入来说,是困难的。但他们的孩子往往是留学回来,在金融机构、律师行等并不差的公司工作,孙辈也在上学。这就是当年他们肯吃苦,兼几份工的结果。现在是,在工作的没有时间再另外兼工,即使想兼工也没有工可兼。至于自主创业,除了餐饮业,像李嘉诚他们那一辈的创业环境肯定是没有了。
 
其次,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内地公司、人员到香港,给香港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就业。
 
三
 
一个是七百多万人口的经济体,一个是十三亿多人口的经济体。
 
香港一年新生婴儿六万左右。不要说内地十三亿人中的有钱人到香港生孩子,光是珠三角地区的富人到香港生孩子,就足以把香港医院的产床挤爆了。香港为十多万哺乳期儿童进口的奶粉,怎么经得起内地十三亿人中的有条件去香港采购的新晋父母们的抢购?
 
香港的教育条件优越。但由于出生率下降,有一段时间小学招生不足,曾争论要不要合并学校,搞得老师们为工作前景而人心惶惶。但很快,学额紧张了。
 
沙士以后,2003年10月27日,香港推出了投资移民政策,意在吸引人才、吸引投资,重振香港经济。当时的投资是包括投资房地产的。这之后的历史,正是内地人迅速暴富的历史。这之前,内地人随便拿得出一千万港币的是凤毛麟角,这之后,随便拿钱去香港全额付款买房的内地人如过江之鲫。曾经有香港的地产大佬问我,物业管理怎么能做得更好。我说,其他我不懂,现在你那几个高端楼盘,物业必须要有会讲普通话的员工。也是在这个时期,原来风头无两的香港地产大佬,年销售额已经被内地地产巨头远远抛离。
 
想当年,香港人来内地,不是老板,就是技术专家、财务专家、贸易专家、管理专家,只有被仰慕的份。于今,能到内地闯天下的港人已经不多了,创业的更少。而内地的年轻人,大量地涌入香港,不仅是就读香港的学校,更参与香港的就业竞争。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内地十三亿人中的精英,他们的竞争能力毫无疑问大大强过香港大多数年轻人。这也是当下香港年轻人的尴尬,在本地,竞争不过外来的内地精英;到内地,已经没有前辈们的天然优势。再加上大企业阶层的固化,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内地的资金、人员,带来了香港的就业、繁荣,现在,还同时来分享香港的公共资源。但七百万人的经济体承受不了由此给公共资源带来的压力。
 
四
 
香港非常在意每年的最开放最自由经济体的评比,也多年占据第一的位置。是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审视,香港确实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当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里德曼也对香港的自由市场体制赞赏有加。
 
然而,这十年,就GDP而言,香港不断被内地的城市由追赶而赶超。对此,香港深感无奈、无力。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一个城市的开放度、自由度,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相比,香港恰恰是最不开放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香港是对内地最不开放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内地的十三亿人是可以随时进出的、内地任何地方的资金也是可以随时进出的,商品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甚至汽车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面对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百分之三十的、有着完整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丰富、还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市场,北京、上海等城市是无缝对接,完全开放的,而香港不是。
 
同样的人、同样的技术,到一河之隔的深圳,很快就能发展起来。撇除其他因素,一旦研发成功,面对的就是十三亿人口的市场,无论上下游,都是国内贸易,畅通无阻,瞬间便能达到规模经济。尤其是现在的科技企业,更是如此。这与以前一般工业产品逐步打开销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面对这样的新型商业模式,香港的低税率、贸易便利等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是中国这些年在一些新兴领域突飞猛进,甚至领先世界的重要原因。
 
五
 
香港,当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法制、良好的市场秩序、各类专业人才、市场所需要的健全的基础设施、了解国际和内地两个市场、低税率,等等,等等。问题是,这些优势,并不能抵消关口带来的劣势。
 
香港离不开内地。也因此,一向说是可以发挥香港的优势,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香港以前一直是如此。然而,现在,桥两端的世界,画风已经大不同,这桥的作用还能与原来相同吗?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长期是内地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然而现在,不说其他,仅就银行资产规模而言,内地工、农、建三家大行中的任何一家的总资产,都已超过整个香港银行业的总资产。
 
还在2000年的时候,有个内地朋友来香港,公事之余要去探望亲戚,说是母亲让带了些钱给他们。朋友唏嘘道,当初亲戚刚来香港的时候,在工厂做电工。那时,加工业繁荣,电工是技术活、从业人员稀缺,工资比较高,港币对人民币的汇价高,内地物价又便宜,所以,亲戚稍微省一省,就可以时不时的接济内地亲戚。没想到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工业很少了,电工的技术已经算不了什么了,香港物价上涨,亲戚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要为找工作烦恼,再加上孩子长大,开支却越来越大,因此常常左支右绌,需要接济了。
 
放眼这一百多年来,香港在发挥内地与世界桥梁作用的过程中,就经济而言,内地一直处于弱势、低位,其他国家一般处于强势地位,即使作为桥梁的香港本身,也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主体。香港在扮演桥梁角色的时候,掌握着主动权。也正因为如此,香港才能长袖善舞。
 
现在呢?现在,中国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发展速度,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与推进器。要发挥桥梁作用,以香港的体量,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控力,只有陪衬的份。同时,由于这四十年的发展,内地公司无论在人才、技术、管理、资本等方面已经能直接与世界打交道。他们已经不需要像三十年前那样,在桥的那一边等待香港人来帮他们、带他们与世界打交道。对于香港的优势,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现在是直接过桥到香港,自己利用这些优势与世界打交道,而不需假手香港人来发挥香港的优势。
 
如果不看透这一点,即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机械地谈发挥香港的优势、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香港将不复往日辉煌。所以,香港对自身的定位,必须突破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已经没有中间人的空间位子。
 
把以上的叙述概括一下:香港离不开内地,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依然如此。香港的起起伏伏都与内地相关联;外国人喜欢香港,有香港的制度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是要利用香港与内地做生意;正因此,香港才能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以前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内地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香港占据着上风,现在风向已变,香港在发挥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游刃有余;与内地省市相比,香港对于内地反而是不开放的,不能直接进入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就是目前香港的困境。考虑香港的未来,必须从这样的困境出发。要突破这个困境,香港必须扬长补短,而不是扬长避短。“短”不补,则“长”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被“短”拖得更“短”。
 
首先,香港在考虑自身定位时,必须把香港完全融入到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来考虑,而不是自外于中国经济体系。在这个前提下,在保持香港对国外高度开放的同时,香港也要像内地城市或省份一样,向整个内地开放,打通资金、物资、人员、市场的交流通道。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资本和产业,要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胆略和勇气,投资内地,开拓内地市场,参与内地市场的竞争。既保持对外的开放和自身的体制特色,又融入内地市场,这个是最难处理的。需要中央和香港的共同努力。
 
其次,香港要重塑自己的产业结构,既能与自身劳动力结构相适配,又能与世界各大城市进行长远的竞争。香港未来的定位,一定不能局限于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必须有能辐射和引领内地的优势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结构甚至能辐射全球、引领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主动作用,而不是跟随性的服务功能。所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一定要从这个高度着眼,除了金融、航运、法律等服务业以外,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优势产业,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互补优势。
 
再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香港的角色同样要打破第三方服务的惯性思维。不是简单地为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法律等服务。香港应该发挥自身在法律、贸易、投资、资本等方面的优势,直接投资、开拓“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不仅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力量,更要在一些市场和领域成为主导力量。同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开拓,回过头来带动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
 
围绕融入内地、重塑自身的产业结构、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三个方向着力,香港可以重振雄风。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香港同样需要解放思想,革故鼎新,在许多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2018年3月3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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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刘晓春

53篇文章 147天前更新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曾任浙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浙江农村金融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国际业务部信贷科科长、国际业务部信贷部经理、营业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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