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葛老师伐？”我用纯正的上海话问。今年第一个台风蝴蝶正在海上移动的时节，在广州云来斯堡酒店早餐厅。

取餐时，忽然发现我旁边的人好像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我认识他应该是五十六、七年前了，但五十年来再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不能确认眼前这位老者一定是他。他很壮实，虽然个子不高。吃饭时，他在我前面一桌，背对着我。我估算，他应该已经80多岁了，但看这壮实的精神，好像没有那么老，并且是一个人，没有陪伴的人。然而，看着又实在像他。再取餐时，我又看了他一眼，还是觉得像。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很少会和陌生人攀谈。平时各种场合见到不少名人，如果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一般不会上前交谈。所以，用餐时，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上前问一下。说来也有意思，最近在自媒体上看到他演讲的视频，莫名其妙地想到，或许我们会有机会在什么场合见面。前两天还和朋友提到，他和我父亲曾经是同事。不过，却没有想到今天在餐厅里，并且两人身边都没有其他人可以相互引见。最后，我想，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或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毕竟各自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太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用完餐后，我鼓起勇气，走到他餐桌的对面。

“哦，是额。侬？”作为名人，他应该经历过太多这样的场面，所以脸部表情波澜不惊。

于是，我就在他对面坐下：“阿拉老早就认得了。不过侬可能勿记得我。古田中学……”

“噢，古田中学。侬是阿里一届额？”

“我勿是古田中学额学生，我是刘德辉的儿子。侬还记得伐？”我笑着说。

“噢，记得，记得，侬还有一个弟弟。”

“是额，是额，阿拉两兄弟。认得额辰光已经是50多年前了，快60年了！我已经66岁了。不过，我还记得侬当年的形象。”

“是啊！我已经80岁了。”

“侬身体真好，特别结棍，看勿出是80岁额人，所以我刚刚交关犹豫，生怕认错人。”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是跟以前呒没退休一样额工作。”

他告诉我，退休后，复旦大学还是聘用他，他还在带博士。现在港大深圳这边也聘用他。此外，各地还有各种邀请演讲。他现在常驻深圳，这次是到广州几个大学讲课，然后还要到几个地方的学校讲课或演讲，这一趟几个地方要11天，然后再回深圳。看得出，他非常得意于自己80岁了还有这样的精力。我心里想，确实应该得意，不仅有这样的精力，还有这样的能力。80岁的老人，这一趟11天，走三、四个地方，是一个人啊！他不仅是大学者，还有很好的生活自理能力。

我也简单介绍了我的工作经历和现在的工作。他说：“我曾经听以前的同事讲起过，侬勒银行工作。”

突然，他神色凝重地说：“我要向捺爸爸道歉，当初勿应该伊楞嘎对待伊。我要向捺全家道歉。”

我猝不及防，平时虽然感觉到父亲与他关系并不好，也能估计到是文革中的一些事，但具体并不清楚。我赶紧握住他的手说：“葛老师，勿好格楞讲，格是伊额时代额错，个人是无能为力额。我爸爸勒屋里厢从来没讲过格种事体。再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他流下了眼泪，开始抽泣：“我伊额辰光年轻，只有廿几岁，以为伟大领袖讲额总归是对额。当时勿应该伊楞对伊，拨捺屋里带来伤害。我现在正式向侬道歉，向捺全家道歉！”

我实在不知道他说的伤害是什么。虽然感觉到父亲有不得意的时候，但我们家里的生活总体还是正常的，我那时也经常到他们学校去，老师们，包括葛老师，都挺喜欢我。我赶紧把椅子挪到他身边坐下，一手搂着他的肩膀，一手握着他的手，也流下了眼泪：“葛老师，勿要格楞，勿是侬额错，是时代额错。阿拉屋里从来没怪过侬。”

“大家侪讲是时代额错。确实是时代额错，但作为个人，做啥勿做啥是可以选择额，勿能因为时代额错就原谅个人额错。所以，我今朝要向侬道歉！但愿没有对侬后来额工作有影响。”

我说，“我工作一直很顺利，没有受到影响。”

他说，他写了许多有关文革的文章，详细写了那个时代对个人如何进行政审、调查、记录档案等。他说，这些文章都还在网上，没有被删除。我告诉他，有些文章我拜读了，包括那篇讲政审的文章，非常敬佩他那些文章中体现的风骨。

我们又交谈了一会，然后交换联系方式，我说下次去深圳时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以前嫌麻烦，不用微信，但现在到港大深圳，用微信办公，校方要他必须下载微信，所以他现在也用微信了。

在电梯里，他跟我说了他曾在文章中写过的两句话：“没有经历过文革，说文革好，那是无知；经历过文革，还要美化文革，那是无耻！”

今天是西方的父亲节。不知道这个节的来历。父亲，在家里就是一个压力的默默承受者。那天葛老师说的事，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家里的生活似乎也没太受影响。昨天，和90多岁的母亲视频，告诉他偶遇了葛老师。她记得他。我告诉母亲葛老师的道歉，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她也不清楚，只是文革时听父亲讲，学校里有两个人搞他。上海话“两个人”有时是指“有人”、“几个人”、“一些人”，当然，有时是实指“俩人”。

父亲解放前到上海“学生意”，算是那时的农民工。先是在皮鞋作坊，后来公私合营，作坊变为工厂。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搞扫盲运动，他参加了补习班。生下我不久，他就成为中学数学老师。文革前不久，他从上海闸北第二中学调入新建的古田中学，葛老师估计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到古田中学，他们是同事。我认识葛老师，应该是1968年了。

1966年我上小学。有一天下课的路上，同学们在我边上或背后指指戳戳的，甚至有人说“反革命两面派”之类的，我莫名其妙，也不懂什么意思。到弄堂口，一群人在看大字报，说是揭发父亲的。回到家门口，也有一群人堵在那里议论，好在没有抄家之类的暴力行为。那天以后的事情，已经记不清楚，总之，我家并没有像一些邻居的惨状，周围邻居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态度变化，我还是和小朋友们正常交往。不久，我父亲也是造反派头头了，生活依然正常。以后搞老中青三结合，工宣队进学校，父亲慢慢地就不再担任什么职务。葛老师可能是这个时期进入学校领导班子的。不过，生活还是正常，我还常去他们学校，年纪大的、年纪轻的老师们还一样的喜欢我。现在想来，如果父亲当初有什么粗暴恶劣的行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景的，父亲也不会让儿子去学校里无辜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

至于这些事情是否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以后的经历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非常顺利的。这要感谢一路上遇到的同事和领导。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却能得到认可，是很幸运的。葛老师所说的影响，可能只有打开在相关部门保存的我的档案袋才能知晓。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葛老师写的文章是很好的教材。

人，总有年少轻狂时，暮年回首，或悔恨，或一笑。人生几十年，总会遭遇大历史、大趋势、大转折，在这“大”中，具体的人只是尘埃，无能为力。不过某些具体的事，还是有善恶之分的，不能因为时代、年少轻狂而不分善恶。这次偶遇，使我相信，葛老师的文章、演讲，都是真诚的。那十年，是前后几代人的心结，他们记着那十年，也希望这个民族世世代代记着，不是纠缠于某个人，某件事，而是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重复。

曾经，买了一本葛老师关于中国历代疆域的书，回家和父亲提到葛老师。父亲只是说，葛老师文革时帮助了一个姓鲁的老干部。老干部后来解放了，也给了他不少帮助。

我一直记得葛老师50多年前的样子。夏天晚上，在学校电视室看电视，电视里好像是在播放篮球赛，大概是中美篮球赛。他穿着背心，瘦瘦的身板，现在反而是厚实的身子，耸着肩和背，与现在佝偻着背几乎一样，上海人把这叫“呴背”，大而突出的后脑勺，发表着各种议论，让十岁左右的我非常惊奇。

以后去深圳，我一定会去看他，告诉他，我们家没人记恨他。

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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