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唯一一个既属于内陆也属于海洋的国家——这是美国人非常清楚的一点。唯一的国家！”这是王赓武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2013年上半年，黄基明先生与王赓武先生进行了几次对谈，事后黄先生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书——《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

 

此时此刻，当中美正在进行又一轮贸易战谈判的时候，读这本书，别有一番滋味。

 

 

一

 

王赓武教授认为，现代以前，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有三大文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王教授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推动三大文明发展的力量，或者说推动前现代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的内陆力量，即中亚的游牧民族。是这个力量不断地向东、西、南挤压，塑造了三大文明各自的形态。“那些通过陆路将三个文明连接起来的攻击性力量始终难以遏制。”

 

这个“核心”，既是三个文明的连接点，也是阻隔三个文明直接接触的障碍，同时也是冲击三个文明的破坏性力量。

 

“千年以来，印度统治者花了很大精力重兵把守陆路边界以确保不失。”

 

中国同样如此，无论是长城的建设还是西域的开拓，既是对抗这股力量的冲击，也是为了打通与地中海文明接触的通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向南发展。

 

在西欧，被这股力量挤压，形成了绕地中海的海洋文明。而中国和印度则是大陆性文明。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这个“核心”力量的阻隔，三个文明无法直接接触。

 

这个叙述非常特别。以前关注历史，更关注的是各个文明的独立发展，“马背上的势力”都是作为外来破坏因素看待的，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原因，我想，可能是人类历史的文字记载主要是这三大文明的文字；其次是，我们认定，农业文明、定居文明，优于、高于游牧文明，历史上的那些冲突，是游牧文明不断向农业文明和定居文明靠拢的过程。这或许也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例吧。

 

事情到公元1500年前后有了变化。那时，地中海文明仍处于分裂状态，“地中海欧洲一侧的南半部分落入到穆斯林的阿拉伯势力手中”。“那长达1500年的分裂对西欧人形成阻滞，，致使他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欧亚大陆另一边土地上的灿烂文明。”“他们知道遥远的东方物华天宝，他们想去哪里通商，但四分五裂的地中海使他们寸步难行。他们于是转向大西洋。”“他们都偏爱垄断性的贸易手段，并以他们无可匹敌的海军实力来对付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于是，在三个大洋皆被他们闯入之后，这些后来者就彻底改变了历史话语。尤其令人瞠目的是，他们发挥了地中海内部的海上冲突传统，使他们得以将一种全球性权力结构施加在原本并没有持续性海战传统的地区。”也因此带动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世界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有意思的是，印度和中国，“几千年来，它们一直没有海上对手与之抗衡。”日本在其中是一个异数，在十六世纪晚期，欧洲海军进入日本以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它都选择超然于大陆事务之外。“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没有任何可与地中海地区相提并论的权力割据局面。两洋沿岸的贸易活动大体上是和平进行的，而商业、文化及宗教的迁移都是在没有重大冲突的情况下展开的。没有任何事情靠诉诸海战来解决。各种争端在口岸城市和流域王国之间就摆平了，统治者时常亲自参与贸易谈判，偶尔也会以暴力收场。这些活动将中国、日本、朝鲜的沿海地区联系在一起，并越过马来群岛一直绵延到印度和波斯。”中国和印度，却始终没有向海上发展的冲动。

 

二

 

“全球性即海洋性”，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全球化的现代时期是海洋探索的产物。”“一场场无情的争霸孕育出一种进犯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要吧陆地和海洋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帝国。”“那种跨洋性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三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教授以一句话道破近代史的前世今生：“十八世纪崛起的新兴力量继续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新的系统规范。这些规范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为后盾，以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创造出新型财富和权力的富于凝聚力的民族帝国为靠山。”

 

海洋探索的开始，也开启了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的争霸历程。1990年苏联的垮台，意味着海洋势力最终取得了胜利。或者说，“西方的胜利就是海洋霸权的胜利。”

 

海洋霸权的标志，就是贸易和海军。因为要贸易，所以走向海洋；为了保护贸易，开拓商道，所以需要海军；有了海军的枪炮，才能做有利于自己的贸易。

 

“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个启示也值得汲取。说到全球性海军大国，荷兰和英国的示范颇具指导性。其中，荷兰地处欧洲大陆，而英国则由岛屿组成。前者因此一直被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陆性大国所遮蔽，其海军也无助于它在陆地上强大起来。而英国则在外海上不受约束，因而成长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最终，英国人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没有大陆来帮助维持其实力。此外，作为一个如此贴近欧洲大陆的岛国，每当有欧陆国家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力量，它就会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需要美国这样本身拥有大陆基础的海军来打救它。”日本也类似。“一个没有大陆基础的海军力量是不够的。英国曾几近成为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得不到保障，因为没有大陆可以依靠。可美国人就有。这正是如今这个系统规范的关键所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雄踞大陆，同时又凌驾于海上的强国。正是这样的优势使美国的海军力量于1945年以来主导了世界。”“相形之下，像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性国家就成了跛足。他们根本就别想轻易地闯到外海上去。因此，他们的大陆力量无法支持做为全球大国所需要具备的那种海军。”

 

为什么中国对于美国人及其他人来说是如此的举足轻重？王教授认为：“中国素有大陆性实力，现在又有了发展海军的能力。……中国将成为拥有强大陆地支持的海军力量的另一个大国。”

 

我想，这应该就是目前这场所谓贸易战的真正历史背景。

 

有人说，人家只是要做贸易。如果让做贸易了，就不会有枪炮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中亚，当初的打打杀杀，也是为了贸易。问题是，对你有利的贸易，不一定对我有利；对商人有利的贸易，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刚刚新闻报道，美国的公司利润又有了很好的增长，而利润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设计、专利和品牌。这意味着，这对美国广大就业人口不是好消息。所以，美国要制定新的规则，有利于它的规则。制定规则的权力来源，不是民主和道义，是实力，是枪炮。因此，无论如何，要阻止中国的强大。

 

王教授在谈话中也分析了美国人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加速中国的强大；一方面希望中国多承担国际事务的责任，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因此增强了实力和话语权……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意味着进入了海洋世界，这就有巨大的海洋利益需要保护。仅有商船是不够的，需要有强大的海军。而中国却只有全球最大的商船船队。我们的商船需要别国的海军保护。也因此，中国被人说成是搭顺风船的。王教授说：“这个实际上真是搭了不少顺风船。所以美国人一直在抱怨。但话说回来，为了参与海上防御，中国需要一支真正的海军。但美国人又不希望如此，因为这对他们构成威胁。所以这一切都充满矛盾。中国人则指其虚伪。”

 

“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如果他们想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玩家，那么海上公信力的匮乏是非弥补不可的一个缺陷。而且，如果每个人要求中国扮演全球性角色的话，那么中国在海上一无所有就不可能做到。所以美国人也被问住了。当他们要求中国人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时候，他们在告诉中国人要做某些事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希望中国人做其他某些事情。于是中国人会说：‘你想我们成为G2伙伴，诸如此类，所以我们必须有能力做你所做的事情。’但美国人说：‘不，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美国想要中国人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帮助他们，但不希望中国插手其余的事情。中国人说：‘这样可不是伙伴关系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回绝了G2的想法，不是因为他们对美国人有敌意，而是因为这么做没有意义。美国人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做事，这样当我们让你们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去做呗。’当然了，中国人反过来要求美国人为他们做点什么，那么美国人可能就会说：‘啊，但那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自鸦片战争以来，海上包围圈就已成为打击中国的战略。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现在又何尝不是呢？王教授把二战后的冷战，看作是海洋霸权与大陆霸权的斗争。当1990年苏联解体，西方实际上就把中国当作需要摧毁的最后一个大陆势力。

 

三

 

关于“软实力”，王教授在谈话中认为，软实力背后，依然是硬实力的支撑。“传教活动是有国旗开路的。”“基督教的传播背后有枪。伊斯兰教也是以好斗为标志。”

 

软实力尤其表现在以财富和军事实力支撑的主流话语权上。“往往是一整套国际关系、战略研究，及其他语言都一哄而上。尤其是如果我们读的是英语的话，今天的主流观点就是英美的。这里面自有道理。一个人被画地为牢，挣脱不得。连中国人也陷进去了。他们派出最优秀的人才、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去研究国际关系，然后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就用那些假定的理论。”许多人摆脱不掉那套世界观。“你想摆脱，他们就立即从西方历史中引经据典，给你摆出他们论证的逻辑。我的意思是说，西方历史确实支持他们所说的那一套，但它被引申得远了些，被不加批判地应用到亚洲来了。”

 

一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王教授举了中国学者阎学通的例子。阎学通被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他学有所成，美国人很喜欢他。回国后，他试图用他从西方学到的东西说服中国人。但多年来，他意识到，其所学不符合中国所面对的现实。那套语言——并不仅仅是现实的问题——实际上并不能描述中国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是针对其他某些特定的权力情况而建构的。当中国的情况不符合那套理论的时候，那套语言就会把中国人要么当成坏人，要么视为弱者、从属方，或随便什么。结果是驴唇不对马嘴，总之反映不了现实。”于是阎学通回到故纸堆，想把中西两套语言结合起来。王赓武认为阎先生的研究不是很成功，但还是给阎学通的尝试打满分。

 

正是这套话语体系，今天西方又拿当年的日本和德国来类比中国。他们说：“如果现在不阻止他们，他们就会像当年德国和日本一样，他们会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他们所断言的普遍规律就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对于现状是一种威胁，必须密切关注和加以制止。”王教授说：“这样的话，一旦你将此当作黄金法则来接受，那么中国人还能做什么呢？只能动辄得咎。”“怎么做都是错。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上述论点一直甚嚣尘上。就是以日本的崛起或德国的崛起为例。中国人无论说什么，都会陷进一个庄严的概括性的理论领域。中国人陷进去就出不来，因为他们没有替代的理论领域来反戈一击。”

 

关于软实力，王教授认为，宗教中只有佛教是不靠国家和枪炮和平传播的。

 

王教授说：“教育与国家是不可分开的，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前景、国家的世界观、国家使命的一部分。”

 

软实力如何定义，哪些事物是软实力，谈话中也做了一番讨论。贸易算不算软实力？王先生认为值得商榷。他觉得中国人似乎把贸易看作是软实力了。如果贸易是软实力，他认为中国人是做得不错的。

 

四

 

国际贸易，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背后都是枪炮实力，从来就不仅仅是市场。所有的规则，背后也还是枪炮实力。因此，商人的交易走向哪里，国家的枪炮就要指向那里。现代化以前中亚的战马横冲直撞，是这个道理。那时地中海沿岸的相互残杀，也是这个道理。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的市场，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市场，而是一个有利于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商品市场。今天的贸易谈判，还是这个道理，特朗普想要一个有利于美国并能遏制中国发展的贸易协议。

 

王教授谈到，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中国一直是一个内陆性的国家。郑和时代，中国有过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洋航行。但走了几次，没有发现来自海上的威胁，也没有发现什么经济贸易价值，于是放弃了。但是，二百年前，中国人在应对陆上安全威胁的同时，突然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并且在海上威胁面前败下阵来。而美国没有这样的问题，美国没有来自陆上的威胁。但是，中国的思维一直是大陆的。“依我所见，海军在中国永远会是次要的军事力量。那么它能否对付像美国或日本这样的主要海军力量、能否对付所有其他那些具备海洋思维的国家呢？中国人永远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每次处理海事时都会失败。”“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例如，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和渔政部门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已经被指出多次了。你看，他们不是从海事的角度来思维。这种混乱对于海洋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日本就永远不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英国或美国也同样不会。跟海洋有关的一切都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处理的，并且是非常系统的——清晰的部门分类、分析，并有明确的指挥链。中国人没有这些，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终于开始意识到事态了。”

 

在开拓全球市场，倡导“一带一路”战略，突破围堵等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更要不断提升海洋思维的能力。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书中说到，当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其实是大陆思维和海洋思维在内部争斗的结果。海军是反对偷袭珍珠港的。

 

五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大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大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碰到一个“体”和“用”的问题。这方面，谈话中也做了大量探讨，王赓武认为这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日本人有，日本人也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日本没有革命。他们吸收西方的技术、思想，但与自身的特点并没有冲突。但中国人不同。全盘西化，放弃自己，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是他们掌握了使日、美富裕和强大的所有事物的产物。剩下的问题是，其精神、其灵魂在哪里。”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做何为？‘为’的是要成为现代中国人，要现代化。‘现代’的一面越来越清晰，但‘中国’所代表的一面则不再彰显。这是真正的两难困境。”

 

这，看来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了。

 

以下这段，今天读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现在，另一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在创造财富方面一直都是成功的。创造财富、专业技能和制造，都是中国文明之所在。这是儒家管理的创富文化。儒家本身很可能并不擅长赚钱，但他们通过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军事机器，将一种非盈利的方面融入了盈利的方面。

 

最终，财富和权力并驾齐驱。对我来说，两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分割的。但中国由于国家太强势，控制了私营企业，并希望它们为国家服务，所以商界人士从未真正得到放任自由的发展。他们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运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国有企业真正受到国家的保护，被鼓动着、守护着，获准去做更多冒险，因为如今的游戏是全球性的。有国家在后面支持着。所以，能否称此为软实力，在我脑海里是有疑问的。我认为中国人非得转换一下说法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国家——即硬实力——实际上在背后支持他们。中国的商界人士应该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整个历史上国家都是要么替他们撑腰，要么把他们对立起来。它要么全力支持，要么釜底抽薪。如果它釜底抽薪，你就彻底告吹。如果给你支持，你就近水楼台。所以商界人士学会了跑官场，当然是陪着小心。事实上，从宋代起，士大夫就取代了拥有土地和世袭权力的贵族。这些士大夫幼时就学于商贾世家，因此与商人有更积极、更合作的关系。而商人只要不越雷池半步，只要认识到士大夫的地位远尊于商，只要不做任何挑战其地位的努力，只要能小心维系这种关系，那每个人都从中获益。这就是历经宋、明、清一路演进下来的情形：商贾与士大夫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

 

我认为即使在今天，一个中国企业家，不管他起步时多么私有的性质，他都知道必须得与高官密切合作。而官员反过来也知道，国家要在商企的收放上掌握主动权。企业追求商业扩张、寻求资源或市场等等，都并非完全免于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实际上是非常平常的事。这愈发令原教旨主义的资本家们郁闷了。他们说：‘不不不，必须完全私有。’但没有什么理应如此。为什么资本主义必须是私有的？资本主义只意味着一种有效利用资本的方式。“

 

这是一种历史宿命，还是说，中国历史的延续所必然？毕竟，三大文明，本来就各有不同，是历史运动的结果，比如中亚马背势力的冲击与挤压，不是某个人的道德上善恶的选择。王赓武先生只是叙述。

 

这样的现象，也不仅仅只是中国的特色，美国民营企业家特朗普先生当上总统官员后，也在强力干预美国民营企业和其它国家民营企业的经营。

 

谈话中，黄基明先生说：“例如，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要做出个跨国公司的样子，你需要国家的支持，否则你就完了。”王赓武先生接过来说：“否则你就完了！你早就被吞掉了。你怎么能把国家与大型企业分开呢？如果你想开个小店，那无所谓，那你可以谈得上私有。但一个跨国的大公司呢？这些跨国公司的规模比许多国家还大。肯定地说，如果你把他们列入联合国成员名单，他们会跻身前五十位呢。所以，亚洲最大的银行都是政府支持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国有银行提供贷款。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一两百万的数目，而是数十亿美元之巨……这些钱从哪里来？只有国家银行才能处理这样大笔的资金。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一切都是在商业基础上完成的，但背后决定进退的是国家。最后承担保护资本之责的是国家。”

 

夜已深，太平洋那边的谈判应该还在激烈交锋中。或许有大家期待的结果。但那一定不是一纸和平协定。这不是善恶之争，也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依然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生存之争。确实，两个文明之间有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不同往往造成互相的不理解甚至误解。比如，西方人喜欢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中国人更强调包容有机地看待事物。对此，西方人认为是阴险狡诈。好在，美国人现在也开始在适应，对一些概念不再较真了，也模糊化处理了。比如，关于“民主”，王赓武先生举例说，美国人现在也认新加坡是民主国家了。全球化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人类的相处方式应该有新的发展才是。海洋霸权战胜大陆霸权已经快三十年了，是不是也应该抛弃帝国思维了？能不能真的把海洋霸权变成海洋文明？

 

2019年2月1日星期五凌晨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