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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小银行数量庞大,其中主要是城商行、农商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由于这些银行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不同、这些银行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经营特点不同,往往不能一概而论。在总体层面进行简单的归纳,难免以偏概全。特别是风险,更多的是某种类型、或者说是个性的,很难说是中小银行的共性。因此,对中小银行的风险,需要加以分别研究,在此基础上谈风险的化解,才是有的放矢的。
 
首先,是资产质量风险。资产质量风险,或者说广义的信用风险,是银行的一项普遍风险。但资产质量风险并不能笼统的说哪类银行比较多、哪个区域比较集中。这首先与当地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有关。中小银行大多是地方性银行,经济处于下行期,相应的,银行资产质量一般会下降。如果经济下行是区域性的,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一般也是区域性的。此外,一家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决定了这家银行的资产质量。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并不是普遍的好或普遍的不好,这与各家银行的历史沿革、人才、经营风格、企业文化等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不良资产只要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对银行的经营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一家银行不良资产即使比较多,只要拨备足够、不到资不抵债的程度,主要影响的是财务,或者是股东的回报。当然,资产质量恶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银行的流动性,但并不是必然的。所以,个别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即使在整体经济下行期,只要整体银行的资产质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其次,是流动性风险。这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造成流动性风险的原因比较复杂。前述资产质量恶化会导致流动性风险,更主要的是,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不足造成流动性风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银行的资产负债也从单一的贷款存款逐步变得多元化。这对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期限错配管理,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但即使理解,许多行做得并不好。
 
二是对各类资产和负债的认识和研究不足,造成资产负债品种结构错配管理不到位。这个可以说,许多银行都做得不好。比如同业业务。同业负债,在银行的负债中,一般来说是最不稳定的负债,往往又是同方向的,即当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时候,所有同业的资金都比较宽裕,而当市场流动性趋紧的时候,所有的同业都资金紧张。因此,同业负债,一般只能用于临时周转或短期投资和交易。但,这些年,不少银行往往把同业负债用于发放中长期贷款、用于长期限的同业投资或影子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同业的构成也是非常复杂的,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租赁、财务公司等,它们的经营内容不同、规律不同、风险程度与形式也不同。一些银行简单地把所有同业当作是同类机构,把与同业的资产业务简单地看作是低风险业务。这既形成了资产的信用风险,也形成了资产与负债品种的错配风险。再一方面是各类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比例失调。个别银行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占比过大,资产端又往往是长期资产,一旦市场流动性趋紧,自身的流动性就快速枯竭。
 
三是表内表外业务比例失调,表外业务高杠杆。
 
造成上述流动性风险的原因,又因为不同银行,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客户基础。
 
农村信用社和农商行,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般都有非常牢固的客户基础,尤其是个人客户。所以,只要资产端不出现大的问题,大多数都非常稳健。农商行出现流动性风险,主要有以下原因:当地经济结构、行业结构造成的信贷风险,也有一些是银行自身信贷风险管理混乱造成的;扩张冲动。一些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银行业务发展的空间有限,个别农商行为了做大业务规模,无序开展票据业务、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
 
城商行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相对而言,没有像农商行那样的基础客户群,为了快速发展,不得不寻求超越存款能力的发展模式,个别银行非存款类负债甚至超过总负债的50%。即使是存款,有相当部分是大额关系存款,不是基础客户的一般性存款,稳定性比较差。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中,杠杆率高、业务集中度高,风险集中度也高,业务的波动性也大。
 
此外,由于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也给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银行为客户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许多业务客户都可以二十四小时自主办理。客户提取存款、划拨资金,银行是事后才发现,在流动性管理上往往很被动。个别银行如果流动性本来就是紧运行,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瞬时的支付困难。
 
再次,公司治理风险。十多年以来,中小银行在改制转型过程中,引入了各类投资者。投资者投资银行,对于银行的认识还是有偏差的,往往简单的认为,银行就是放贷款的,一味要求银行加速扩张。没有认识到,银行发放贷款是需要存款的,而吸收存款的前提是银行在社会和民众心中的信誉。这导致银行在快速发展中,忽略了信誉的打造,开拓业务不审慎。更有甚者,个别投资者把银行当成是自己的钱袋子,大量占用银行资金,造成银行产生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和财务风险。
 
以上三大类风险,不同的银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也可以说是发展过程中难免的阶段性现象。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有风险并不等于银行经营就难以为继,大多数都可以通过自身改善管理和经营,在监管的有效管理下,克服困难。
 
1、中小银行的设立要遵循商业原则,不应该搞政府主导的鼓励、支持、扶持。尊重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强化公司治理。
 
2、银行股东,包括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必须明确,投资银行的目的是银行健康稳健发展获得的收益,而不是通过所投资的银行为股东自身获得融资。
 
3、政府、股东、银行管理层要强化银行信誉建设理念,着力打造基础客户群。政府、银行的股东,要清醒地认识到,银行首先是能够吸收存款,而不是放贷款。稳定的负债,取决于稳定的基础客户群,稳定的基础客户群取决于银行的信誉。
 
4、银行管理层要树立主动经营和管理资产负债的理念,提升在资产负债管理层面的经营能力。
 
5、中小银行要从发展基础客户群,长期稳健经营角度出发,深入当地经济,寻找适合自身禀赋的客户群和经营模式,探索相应的风险管理方法,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6、监管上要完善风险集中度管理制度。应该把前十大授信、用信客户指标纳入正式监管指标。
 
7、建立中小企业主办行制度。这有利于中小银行拓展基础客户群,也有利于银行熟悉客户、了解客户、更好地服务客户和管理风险,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稳健发展。
 
8、在打破刚兑的前提下,鼓励合资格的市场主体对中小银行进行市场化并购重组。
 
对于个别出现重大风险的银行,需要采取纾困措施,以防风险蔓延。由于风险的种类不同,情况不同,采取处置的方式不同,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使是同类处置方式,具体的措施也会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区别。因为是个别案例,不同时期的案例会有不同的环境,所以,处置方式一般不具有普遍性,也不会一成不变。
 
香港历史上曾经有银行发生挤兑,当时政府为了稳定市场情绪,动员大银行出面声明,给予该小银行无限度流动性支持。这是因为,银行整体经营还是可以的,只是因为客户受流言引起恐慌而引发挤兑,只要客户情绪稳定了,就可以渡过难关。更原始的,还有在营业厅堆放大量现钞,让客户直观地看到,银行没有支付困难。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有过政府与大银行商量,请大银行接管出现支付危机的小银行。此外,还有通过并购重组来摆脱困难的。香港的恒生银行,当初是最优秀的华人银行,在个人业务上是汇丰银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65年1月下旬,香港明德银号发出的约700万港币的美元支票遭到拒付,消息传出后,引起市场恐慌,储户纷纷到明德银号提取存款,银号一时没有如此巨额的现金可供支付,香港政府在此情况下正式接管明德银号。但市场恐慌情绪并没有因此平息,挤兑蔓延到其他华资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声明对香港的华资银行提供无限量流动性支持,加上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到2月上旬,风波暂告平息。但市场流言依然在传播,到4月初,挤兑潮再次爆发,恒生银行首当其冲。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汇丰银行不愿意援助,也不愿意接管,却提出愿意收购。恒生银行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无奈向汇丰银行出让51%股份。收购消息传出后,风潮即告平息。恒生银行成为汇丰集团的一员,汇丰银行同时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应该说,像当初香港这类挤兑风险,现在环境下,很少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容易化解。
 
最近,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的风险处置方式引起了讨论。我觉得方式的好与不好,不在于方式本身,而在于面对的具体风险和环境,更在于大的方式下的具体操作细节。在不清楚具体情况的条件下,单纯讨论方式的优劣没有意义,更何况本身是一些个案。这两个案例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是打破银行刚兑的迷思,真正形成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分化格局,让信用风险利差得以产生,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实现。关于利率市场化,一般都关注的是存款和贷款两端,往往以为银行间、金融机构间的利率是随供求关系而变化,已经市场化了。实际上,由于我国银行普遍有观念上的政府隐性兜底,没有形成信用风险利差,因此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利率。形成这样的风险利差,对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二是通过市场的力量,促使各类金融机构自觉稳健经营。当没有自身风险压力的时候,机构难免会非理性的扩张,企业如此,金融机构同样如此。只有在市场有风险利差的情况下,机构为了获得低成本负债,才会努力维护自身稳健经营的形象和信誉。三是有利于中小银行沉下心来努力拓展基础客户群,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了追求快速扩张而垒大户。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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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刘晓春

53篇文章 147天前更新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曾任浙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浙江农村金融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国际业务部信贷科科长、国际业务部信贷部经理、营业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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