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秋季。有一天，弟弟给我电话，说父亲早上起床，突然站不起来了。当时母亲立刻给弟弟电话，弟弟赶去送父亲上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结果。医生说这种疾病是不可逆的，只有动手术。但父亲年近九十，动手术有一定风险，请家属回家商议。

 

那段时间，也像第二次刚去香港那样，工作上走不开。于是找朋友，请专家诊断。朋友电话告诉我的，基本上和弟弟说的一样。朋友希望我尽快去和医生做个交流，以便早日作决定。父亲这样，以后可能整日坐和躺了，出门都要用轮椅。

 

大约一个星期后，终于在一个周末，我一早坐高铁去上海。和朋友约好，下了高铁没回家，直接去见医生。因为是周末，医生不上班，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医生尚年轻，40多点，浙江诸暨人，博士，很随和。

 

医生说：这个病，不可逆转，所以，没药可以吃，只有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余生只能坐轮椅，生活质量当然就很差。这类手术，在他们医院已经是很平常的手术了，但在国外可能还是一种比较高难度的手术。原因是中国人多，病例多，医生实践的机会多，因此就变得平常了。是的，当年在香港，与在香港工作、生活的朋友聊到内地和香港的医疗，朋友说，一般疾病的治疗，香港好，医生认真、负责，药也比较好。疑难杂症，肯定内地好。原因就是内地人多，病例也多。在杭州，和西医眼科的医生朋友聊天，她也说，病例太多，年轻人只要愿意吃苦，每天都可以拉好几刀，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看来，我们人多，不仅对经济有很大作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对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是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我想，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如此。

 

话虽如此，因为父亲年龄的关系，医生觉得还是有风险的，所以要我们家属慎重做决定。医生介绍了许多他做过的病例情况，特别是年纪大的病例。他说，前段时间，他就做了一个超过八十岁的病例，非常成功。那个病人是个老太太，刚过了八十。但你父亲究竟快九十了，医生话锋一转。

 

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的感觉是，医生非常想做这个手术，可以创造一个最大年龄病例的记录。

 

回到家里，看到了弟弟给父亲买的电动轮椅。父亲母亲的情绪还不错。父亲母亲和弟弟都很干脆，不做手术。父亲血压有点高，前些日子要拔牙，一检查，不能拔。做这样的手术，当然风险更大。我看父亲，已经能在家里走来走去了，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母亲和弟弟说，开始两天根本站不起来，这两天好起来了。大概三天前，父亲吃午饭，坐在餐桌前突然说：咦？！我是怎么过来的？手杖还在客厅沙发边上呢！母亲既惊奇又惊喜。从客厅沙发边到餐厅餐桌边，大概要走五六米。

 

于是追究原因。母亲说，可能是吃了鬼针草。

 

那天父亲和弟弟从医院回来，母亲没发现有药带回来。就问。弟弟给她解释，这种病不可逆，没有治疗的药，跟伤风感冒、发炎之类的不同。但母亲不认这个理，她觉得，去了医院，总应该有药带回来。有病，总要吃药。于是她就把自己在吃的鬼针草给父亲吃。每天把草药煎了，当茶喝；同时把热乎乎的草用纱布包好给父亲敷腰椎。两三天后，父亲就渐渐地开始能站立、拄着拐或扶着墙走动了。

 

一群人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向大家强烈推荐鬼针草，说可以治三高、治癌症。她的一个朋友癌症手术后，吃了鬼针草，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另外还有谁谁谁，得了什么癌，医院看不好，吃了鬼针草，现在还活着等等等等。她说的几个人，这群人里也有人认识。据她说，这药中药店里都有卖，很便宜，各地都有产。就是我们平时在田间路边走，有针芒会粘到裤脚上的那种草。她还说，云南还是贵州产的药效最好。

 

网上查阅，这种草几乎是包治百病。当然，按西医的标准，像这样的介绍，无异于江湖郎中和狗皮膏药。

 

母亲常年有三叉神经痛，用了一种药，过一阵就有抗药性，需要换一种药。有一次回家，就建议母亲吃鬼针草试试。母亲试了，果然有效。这次父亲医院回来没有配药，她就给父亲吃，居然有奇迹。

 

和农场战友聚会，我讲了父母关于鬼针草的故事，一个战友记住了。过了半年再聚会，他告诉我，他把这介绍给一个有三高的朋友，朋友去问了医生，那个西医说，这草对许多病是有效，但低血压的最好不要吃。此外，胃凉的也不能吃。据说，他的那位朋友开始用鬼针草了。

 

二

 

时间再往前推，2010年7月，我第二次去香港工作。不久，弟弟电话里告诉我，父亲身体不好，经常头晕，出门走着走着就天旋地转。去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脖子上两根血管，一根已经堵上了，另一根也堵得差不多了，脑供血不足。因为刚刚接手新工作，还是请朋友帮忙，联系了著名医院的著名医生。

 

那天父母去医院，找到了医生。医生正在门诊，让父母先在门诊室外等候。直到候诊病人差不多看完了，才叫父母进去，那时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医生看了病历和片子，就说：要住院，动手术！于是开了住院单子和医疗方案，关照了助理护士，让下午就去办入院手续。父亲想问问病情，医生不耐烦地说，下午住院吧！于是，父母悻悻离开医院回家，下午并没有去住院。

 

晚上弟弟给我电话，说父亲不肯住院。我立马给父亲电话。父亲说：这个医生态度太差，还是有人介绍的，一点面子也不给。

 

我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怕投诉，所以不能让你优先。

 

父亲说，那我问他病情，他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

 

我说，也许人家觉得已经安排你住院了，以后有时间解释。当时已经是吃午饭时间，人家也要吃饭的。再说，现在医生每天要看很多病人，确实没有耐心做解释。

 

父亲说，下午在公园里，许多老人都劝他不要去住院。说动这种手术是很危险的。某某说谁谁，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我劝父亲，不要听那些人瞎说，他们又不是医生。我们去看的是上海有名的专家，应该不会错的。还是听医生的吧。（实际上，下午医生已经把父亲的情况告诉朋友了，朋友的家属也是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还是去做手术，否则以后父亲的生活质量会很差）

 

父亲硬邦邦地给我来了一句：你们一定要我去咯？！（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一定要让我去冒生命危险咯！）

 

没办法，只能先放下。于是跟朋友通电话，又不好说父亲嫌医生态度不好，只能说父亲害怕，不敢去。朋友还是劝我要做父亲工作。我说，过段时间吧。

 

此后，父亲自己去找中医，找偏方。有一阵吃桂圆肉，每天吃一小碗，吃得满嘴冒泡，不吃了。母亲打听到，吃黑木耳。便每天给他煮一碗黑木耳吃。父亲自己还买来一些按摩、牵引、敲打仪器，每天在身上敲敲打打。

 

过了大半年，老中医跟父亲说：老先生啊，你这个病啊，我也就这个能力了……

 

父亲很失望，情绪低落地回家。晚上我和父亲通话，他说了这事，言语中似乎还是想看西医。我趁机说，那我们去看那个医生吧。父亲很兴奋地问：还可以去找这个专家吗？我说，可以啊！我马上联系。父亲嘟嘟囔囔说，这个医生态度太差。

 

挂了父亲这边的电话，马上联系朋友。朋友很快有了回音，说第二天就让去办住院手续，先要做造影。

 

第二天父亲跟我说，公园里的老人们跟他说，做造影很危险，是拿你做试验品……

 

我说，你别听这些人的。你上次听他们的，就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随后，父亲就在母亲和弟弟的陪同下，怀着忐忑不安、悲壮的心情，浩浩荡荡去医院了。照例的各种检查，进手术室做造影。然后在病房休息，等待造影结果。

 

一会儿，两位年轻助理和护士拿着片子来了，激动而惊奇地问：老先生，您这病是在哪里治疗的？

 

原来，两条脑血管，一条虽然还堵着，但另一条已经畅通了。两条血管，一条是备用的，平时起作用的是一条。就像我们为电脑机房备两条供电线路是一个道理。因为父亲年纪大了，那条备用的不畅通已经无所谓，所以，不用手术放支架了。

 

父亲、母亲、弟弟，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地回家了。父亲依然对那位医生耿耿于怀，因为第二次去医院，医生从头至尾没露过面。

 

三

 

时间继续往前推。1988年夏天，当时在筹备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去福州考察，夕发朝至，坐的是杭州到福州的绿皮车。到福州，找招待所住下，还没到上班时间，便上街吃早餐和闲逛。左眼有刺痛感，路过一个商店，在镜子里照了照，眼睛红了。以为是角膜炎或结膜炎之类的红眼病，在路边的药店买了管利福平眼药水。用药两天，症状更严重。

 

离开福州去厦门继续考察。那天早晨起床，左眼差不多伸手不见五指。

 

到厦门人民医院，医生惊问：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是来厦门出差的，不是本地人。医生说，我给你先治疗一下，你回去后赶紧到医院去。

 

后来知道，这病叫虹膜炎，又称葡萄膜炎。找了杭州、上海、北京的西医专科，都说，西医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原因，只知道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感冒啊、发烧啊，什么都可能引起的。治疗上，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用激素。于是，吃激素，眼球注射激素。很快，人就肥胖臃肿了，以至于见到许久没见面的朋友，趋前握手之际，需要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

 

用激素，炎症消除后，药量要逐步减少。如果减药量的节奏掌握不好，病情会反复，甚至会产生对激素的依赖，一辈子靠激素抑制炎症。几十年来，我仅住过两次医院，就是因虹膜炎。先是厦门回来去医院，医生直接让我住院治疗。炎症消除后出院，但因为激素剂量减少的节奏没掌握好，又反复了，再住院。然后，医生跟我说，你可能对激素有依赖了。与医生交流后知道，长期用激素，不仅是人虚胖，还会骨质酥松，稍有不慎，骨头就会断，不能运动，甚至眼睛最终可能失明。心想，年纪轻轻，不能就这样沦落了。转而找中医。

 

先找到一个祖传的中医眼科。这位和蔼的医生说要中西医结合，继续用激素。这让我很失望，我找中医，就是不想继续用激素。去了一次，以后就没再去。

 

又找到一个祖传的眼科中医。这家现在是两兄弟，我找到的是老大，浙江中医院的柏超然医生，当时已经六十岁左右，祖籍浙江长兴。

 

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我一定要把你看好！

 

我问：为什么？

 

他说：是我们院长把你介绍过来的。不是因为他是院长，而是因为他是个西医！

 

我心里好笑，是我要找中医，托人找到院长，院长推荐了你，并不是院长看了我的病情让我来你这里治疗。由此也可见到中医、西医之间的心结。

 

柏医生让我把所有激素药立即停了。我说，太好了！我就是要停激素！他说，那就好！有的病人没有耐心，不敢停，你有这个决心就好！

 

这时有病人探头进来问：柏医生，激素是不是暂时不要停啊？

 

柏医生讲话中气十足，这时对着那病人凶巴巴的嚷道：你要吃激素，回到西医那里去！要吃激素的，我一概不看！

 

在西医那里，停激素是一个技术活。这次中医让停激素，炎症立刻就反跳。柏医生门诊室里有各种仪器，但这位中医除了用眼底镜，其他仪器基本不用。眼睛重新红肿，内心还是有点不放心，就到西医那里检查。西医的医生已经熟悉了，检查的时候跟我说：你还是回来吧，别让江湖郎中把眼睛治瞎了。我回答：我得试试，如果再伸手不见五指，我就回来。

 

中医首先用的是排毒法，喝泻药。拉了十天左右，眼睛不红了，也不疼了。于是更加有了信心。

 

柏医生用的全部是中药，包括煎药、成药、眼药水、针剂。针剂中就有现在被人诟病的鱼腥草。

 

柏医生虽然是眼科医生，但每次复诊开药方，他都是按我的身体状况调整方子。感冒、胃不舒服等等，都会针对性地进行处方。虹膜炎痊愈以后，我还是在他那里服用了一段时间中药。那两年，我也不需要到其他科室看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虹膜炎没有复发。医生说不能喝酒抽烟。虽然我对烟酒没有瘾头，但在社交场合从来没有戒过。虚胖的身材恢复正常，能打球、跑步、爬山，骨密度指标非常好。

 

当初西医检查的时候，化验结果类风湿因子阳性。医生说，有类风湿关节炎，虹膜炎可能就是这个引起的。又检查了HLA-B27，阳性，说是强直性脊柱炎。中医没能把这两个指标转为阴性，当然，柏医生也不问这两个指标。那时经常会髋关节疼痛或背部肌肉板结疼痛。

 

曾经找过一些医生和专科医院。在东北的一个专门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医院，医生朝周围大声喊：病人在哪里？我就站在医生身边，说，我就是。他惊奇地看着我，你是病人？没有症状啊？逗我呢？来这里的病人都是七扭八歪的。唉，不符合条件，只能悻悻离去。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症状，风湿痛反而越来越轻了。有一次问一个西医骨科大夫，这是什么原因。他说：只能这么说，患类风湿关节炎的，类风湿因子一定是阳性；患强直性脊柱炎的，HLA-B27一定阳性。但，反过来，类风湿因子阳性、HLA-B27阳性，可能不一定就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

 

再说柏医生。前两年刚过世，应该有八十多岁吧。去世前两年，我还去医院看他，依然在门诊，看上去跟三十年前没什么变化，皮肤白而细嫩，没有皱纹，声音洪亮，写病历、开方子不用戴老花镜。坐了一会，发现还是有变化，写病历、开方子，不用钢笔，用鼠标。

 

四

 

2003年，SARS暴发。我当时在香港工作，一直关注相关新闻，不懂医学，但总觉得，关于SARS病毒的产生、传播、消失，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香港首例患者，是广州去香港参加亲戚婚礼的医生。他到了香港住在酒店，感觉不适，就主动去医院，并说明在广州参与过SARS病人的抢救，可能是被感染了。新加坡、越南、澳洲最初的病例，都是与这位医生同一时间段前后在同一酒店入住的旅客。这些人与这位医生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交往，医生也没在酒店用餐。于是推测，可能是飞沫传播，或者是电梯按钮传播。给电梯按钮消毒，就是从这个猜测开始的。对于这样的传播途径的推测，当时并没有数据的支撑。但奇怪的是，所有在这家酒店被传染上SARS病毒的人员，都与这位医生住的不是同一个楼层，不认识这位医生，没有与他直接接触过，同时，酒店每天为医生打扫房间卫生的服务员也没有一个被传染的。

 

香港淘大花园，因为SARS，闻名全球。淘大花园第一例SARS患者的得病线索比较清晰。他是在接治SARS患者的医院染上病毒，然后到了淘大花园亲戚家，于是在淘大花园传染了300多人。因为他在淘大花园并未出门，并且首先被传染的是同一幢楼的邻居。于是猜测，可能是粪便通过下水道的空气传染。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人住的是中间楼层，同一幢楼被传染的确实是与他房间同一个单元的，但却都是他的楼上各层，他楼下各层并没有被传染。所以有猜测说，空气通过管道往上传播。有道理，但粪便总是要到地下粪池的，带病毒的空气也应该从地下往上窜啊。

 

SARS暴发后，广州那边，中医很快就参与治疗，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香港这边，坚决不让中医介入。到后期，香港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死亡人数也不断上升，个别病人强烈要求中医治疗，一些西医无奈之下才同意请广州中医到港给病人治疗，并且要病人签下生死状，意思是，万一没有治好，不能追踪到他西医前期的治疗责任。拒绝中医的香港，SARS死亡率是17%；有中医参与治疗的内地，SARS死亡率是6.6%。据报道，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团队收治73例，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成绩。这些，是有数据支撑的。广州中医到香港治疗了多少SARS患者，不记得有没有报道，但我也没有记得有关于中医在香港治疗SARS不成功的报道。

 

SARS后，记得当时的报道，香港300多死亡案例中，一大部分是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传染上SARS后并发症死亡，直接的死因并不是SARS，SARS只是诱因；另一大部分是治疗SARS中导致肾、肝等功能衰竭，最终死亡，死因也不是SARS；真正SARS致死的只是小部分。治愈的，包括内地这边，大多有骨头坏死症。

 

当时看报道，治疗中主要是大剂量使用激素类药，我就想到了自己当初患虹膜炎，担心许多人会得骨质疏松症。果不其然。同时也想起了当初柏超然医生给我治疗的情景。虽然我的病是虹膜炎，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但他把葡萄膜炎看作是痹症的一种表现，所以，治疗是针对痹症为主。治疗中，不断在调整药方，调整不仅是针对眼睛的炎症，更是根据整体的身体状况在调整。是药三分毒，总有副作用，比如雷公藤，就是如砒霜一样的毒药，同时对胃有很大影响。因此，药方的调整，不仅是针对病灶，还要考虑不破坏其他脏器。

 

五

 

写这么多，我并不是来踩西医场子的。我不是学医的，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来做评判，中医西医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鬼针草治愈了父亲因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而导致的行走不便。父亲自那之后，只是有所缓解，可以不借助拐杖走一小段距离，我们还是给他用上了助动车，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也是那位医生当时说到的，不做手术可能的最好状态。就现象说，鬼针草有相关性，有没有因果性，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父亲那根脑血管又畅通了，桂圆？黑木耳？那个老中医？父亲自己敲打牵引？肯定都有相关性，究竟哪个是因果，不知道。但畅通了，是西医确认的，但肯定不是西医治好的。

 

我的虹膜炎，西医明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知道是免疫系统有问题，除了激素，没有其他办法，我又不甘心一辈子依赖激素，无奈之下，找了中医。柏超然医生完全用的是中药，治好了，三十年，没有复发，没有骨质疏松。不过，我的类风湿因子和HLA-B27依然是阳性，也就是说，中医对西医的化学检验结果没有效果。可是，三十年来，我并没有类风湿关节炎那种小关节肿大变形的症状，也没有强直性脊柱炎那种脊椎歪曲的症状。所以西医大夫跟我说，可能是有类风湿关节炎的必然类风湿因子阳性，有强直性脊柱炎的必然HLA-B27阳性，但反过来不一定。看来，西医这指标，可能只具有相关性，并不是因果性的。

 

许多人质疑或否定中医，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医没有严格规范的临床数据，所以不科学，因为不科学，所以就是不对的。不过，我们要知道，西医的许多临床统计数据，试验结果，往往只具有相关性的意义，并不代表就是因果关系。说白了，就是一种观察和归纳的结果。中医的许多解释、方法、药方，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一样，是观察积累的结果，也是一种归纳的结果。

 

我们不能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科学和作为思想精神的科学混淆起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科学，就是把人类长期积累的观察和归纳的经验与方法系统化、标准化。这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严谨的研究方法。但，这只是人类研究自然、研究社会、研究自身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以这种方法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否定其他方法，包括我们先人的各种经验。人类能够发展到现在，我们人类现在赖以生存的大部分物质发现，都是先人们不科学的方法发现和创造的。

 

先民们用不是科学的方法发现了麦子、稻米、黍、猪肉、鸡肉、牛肉等可以吃。他们发现了烧制陶器的方法，并且在不懂化学的情况下发现了釉，涂上釉可以让陶器不漏。他们在不懂化学知识的情况下，探索出酿酒的方法。他们也在没有科学方法的状况下发明了冶炼技术。现代科学没办法证明，他们是错的。当然，他们没有能力和技术分析出麦子、稻米等的分子结构，不知道碳水化合物的作用机理。他们没有留下数据记录，但还是通过观察归纳道：“瘟之至也，非江海鳞甲之类不生。疫之至也，非虫兽毛羽而不存。”（《皇帝内经》）他们从季节气候变化的角度观察到瘟疫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当然，他们没有技术和方法分离出具体的病毒，也没有技术和能力研究出病毒具体的传播途径，更不知道病毒在人体的活动方式。但你不能因为他没有应用作为方法的科学，就说他是不对的。这样的结论，本身也没有数据支撑，是不科学的。神农尝百草，就是一个观察、试验、归纳的过程，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滥觞。中医的由来，也是如此。

 

因为没有现代的技术，于是有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诞无稽的对病理现象和治疗方式的解释。包括吃什么补什么。但，恐怕不能因为这些就全盘否定整个中医。经常会碰到一些西医，不管你生什么病，叼着烟劝你，不要抽烟。好像抽烟跟什么病都有关系，但很少看到有确凿的因果链。

 

也有人列举，中医这个解释不了，那个没有医治手段，以此否定中医，或者说中医不如西医。这不是体育比赛，看得分多少论胜负。对于医学，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它们有太多的东西解释不了，有太多的病症医治不了，而且可以肯定，它们永远不可能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否则，全世界西医每年要投入那么多资金进行研究、开发干什么？何况，西医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每一个学科和专业，有自身的特定研究范围。至于庸医的误人性命，医药商人的谋财诈骗，是不能作为科学讨论的论据的。

 

人类认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过程。远古时期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的认识和解释，无可厚非。但随着人类自身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认识是在变化的，当然解释也在变化。中医，作为一种生命学问和治疗方法，是不是也应该不断发展呢？恐怕需要有真正的大家出现，对中医做一个大整理，重新发现，才能跟上时代。任何理论、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生命力就会萎缩。这正是中医面临的挑战。

 

元丰三年，湖北的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瘟疫。本身没有处事权、自身难保的苏东坡同情当地百姓，用“圣散子方”给予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但，很多年后，在其他地方，因为瘟疫，有人同样用苏东坡的“圣散子方”进行治疗，却没有效果。这或许是瘟疫的病毒不同了，也或许是因为同样的药名所指的具体植物已经有变化了。但这不能说明当初苏东坡用的时候是错误的，无效的。这恰恰说明了，后代的医者对瘟疫和药物没有更深入的研究。

 

科学的许多发现，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本身就存在的。科学没有发现的，或者科学不知道的，或者科学不能证明的，并不就是不存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没有被其他人用科学仪器和作为方法的科学去发现和证明，那只能是个猜想。但，是不是就是错的？不存在的？显然不是，相对论所说明的宇宙现象，本来就是存在的。SARS病毒，这次的新冠状病毒，对科学来说，是新发现，但并不等于是新产生的病毒。“科学”对自己证明不了的东西，发现不了的东西，是不能武断地下结论的。

 

有研究《易经》的问我，信不信命是注定的？我说，没人能给我证明命是注定的，但也没人能给我证明命不是注定的。所以，我不是相信，也不是不相信。信上帝的朋友问我，信不信上帝？我也是这样回答。我们对许多未知的事物，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比如中医，它的原理、经络等等。现代科学应该去研究它，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排斥它。

 

西哲有云：“条条大道通罗马。”何必堵着别人的路呢？要知道，堵着别人的路，等于同时堵了自己的路。换个角度，我们何必分中医西医呢？只要对人类健康有用的方法、理论，我们都应该吸纳才对。人类对于世界，对于自然，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人类自身的探索，方法实在并不是只有一种。人之为人，不仅仅是化学元素，病毒恐怕也是，不能只用化学的方法研究和处置。

 

写《乌合之众》的西方人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中说：“如果我们想停留在狭窄但安全的边界之内，只了解科学能够认知的事物，不让自己游荡在模糊推测和虚妄假设当中，我们就应该仅仅观察那些我们可以理解的现象，并仅限于这样的观察。我们从观察中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看见的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我们看不清的东西，而在它们背后，也许还有着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我想，文明是要不断去发现，但不是以发现去否定我们没有发现的。

 

2020年2月9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