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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戈壁与绿化沙漠:单伟建《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

01
 
不得不说,书看到一半,就感到失望。不过,还是坚持看完了。
 
这本书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记得他临别时还特意说这本书不错的。随手插入书橱,就忘了。最近因为要出差,找旅途上看的书,惊奇地看到这本书。所以说惊奇,是因为刚刚在一个微信群里有朋友展示这本书,说好看。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书橱中还有这本书。
 
之所以说失望,是因为翻开书之前,我不知道这是关于知青经历的书。我关注的是他的“中美故事”。翻开书,基本上是一个知青为改变命运的奋斗史,当然还包括一些少年时代的经历。作为一个知青,我很关注有关知青的文字,看多了,难免有雷同之感。同时,我觉得,当我们来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知青们正在老去之时,再来回顾那段历史,应该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所不同。不是说个人的那段历史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而是经过人生的历练,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与感受应该会有更深刻的体现。但我觉得,这本书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知青回忆录中,并不会有什么区别。特别是一个有着深厚西方经历的知青,在今时今日写出这么一本书,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看得出,这书的受众是西方人,呈现的是西方人希望看到的中美故事。“走出戈壁”,是写实,也是隐喻。隐喻,当然 “绿洲”是美国。一个在中国农村挣扎的城市青年,经过奋斗,去到美国,一系列的贵人相助,最后实现了人生的逆袭。这是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故事应该有的样子。这本书最初就是英文版的。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去欧美国家,走在马路上,经常会遇到当地人友好地上来问:“Are you from Japan?”如果我回答:“No!”一般还会追问一句:“Korea?”当我回答,我是中国人,对方往往非常诧异而友好地笑笑。有一次这样的问答后,对方自言自语地说:哦,中国人,这么健康壮实!后来了解到,当时绝大多数西方人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接触过中国人,他们知道的中国和中国人,是西方书本上、西方新闻中、西方电影里和西方漫画中那些贫困落后、混乱无序的中国和营养不良、猥琐的中国人。
 
大概是2004年,在香港与来访的天津朋友聊天。他说,自从戴相龙当天津市长,天津在国际上的被关注度大大提高。原来老外都不知道天津在哪里。我说,不会吧?天津是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曾经也是租界,老外应该知道啊。他说,自从天津的拼音改了之后,老外不知道TIANJIN是什么地方,也不追究。天津相关部门出去,都得不断地跟人解释,TIANJIN就是TIENTSIN。现在戴相龙当市长,因为他曾经是央行行长,国际上经济界人士就会关心他当市长的这个TIANJIN到底是什么地方。我说,那北京也有这个问题啊。他说,北京是首都,老外必须知道啊!后来一想,也是,人对一些事物都会形成固有的认知,很难改变。
 
 
认知能否改变,一方面取决于被认知物与自己利益的关联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被认知物自身的能量。北京和天津两者新旧拼音被老外的认知差异,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这样看来,上海是运气了,“上海”的威妥玛拼音和汉语拼音完全相同。
 
人对某个事物的认知不容易改变,有时不是因为没有看到该事物的变化,而是主观上不愿意接受认知对象已经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人类一个非常奇特的心理现象。
 
02
 
这些年来,一些西方人就很难接受中国如今的发展。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及中国人应该是展现他们那高高在上、善良道德的被怜悯的对象。所以,一些美国人干脆提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去。我们的一些港台人士往往也有类似的情绪,总觉得大陆人应该是被他们同情和施舍的对象。我们的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同胞,一方面为中国的发展欣喜,一方面心理上也转不过弯来。常见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去的朋友,回国朋友聚会,那神态、谈吐,依然是那个年代归国人士的做派,同时又局促于国内朋友接待的大方氛围。
 
电视中记者采访一位在美国的华裔专家,内容是关于“双循环”。专家先把“双循环”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然后将其简化为“内循环”,由“内循环”过渡到“闭关锁国”,于是从历史上我们曾经闭关锁国展开他的论述。看得出,不是这样,像他这类专家就不能以取得真经的大师面目铺陈他的叙事。这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大致上是以知青为代表的那代人。
 
以知青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代人之一。他们承受了历史带来的许多苦难和困惑,同时也把这个国家从前工业社会带向了后工业社会。不能说,中国这四十年突飞猛进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全是这代人的功劳,但确实只有这代人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过程。
 
关于苦难,《走出戈壁》书中有非常多而详实的描写。当时的苦,是有普遍性的,不仅仅是知青。真正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人生的困惑与绝望。曾经有一位农村出来的朋友跟我说:“你们知青吃的那点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出生就在农村,在农村长大,吃苦的时间至少比你们长多了。”我对他说:“你说的没错,如果只是说做农活的苦、吃不饱的苦,知青肯定没有农民苦,或者说不比农民苦多少。但是,你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然后从农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大城市、大单位工作,这中间也有辛苦的奋斗,却是一路向上走,未来确定会更好。知青呢?是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突然跌入到深渊,眼前除了绝望,看不到希望。这是苦到灵魂里的苦。”和《走出戈壁》的作者一样,我到农场不久,有一天晚饭后,一个人走到大田里,在夜幕下大哭了一场,当时只觉得,未来就像这夜幕,深不见底。前些年,知青中有关于“青春无悔”的激烈争论。我以为,这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悔”“无悔”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从“人间”跌入“地狱”,不是个人自己的主动选择,不存在悔与不悔。只有对自己主动选择产生的结果,才有悔与不悔的问题。比如,投资股市,股票选择错误,或者入市时机选择错误,血本无归,于是追悔莫及。
 
在那样的绝望中,大多数人是不认命的,于是寻找各种改变命运的途径。做代课老师、做赤脚医生、进工厂、转干、参军、被推送为工农兵大学生等,再后来有顶替父母工作岗位、恢复高考。除了高考和顶替,其他那些途径多多少少是需要各种运作的。这些,在《走出戈壁》中有不少草蛇灰线。
 
在寻求改变命运的同时,这代人也开始了反思。当反思的暗流喷薄而出,即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灿烂。最近二十年来,常有怀念八十年代的热潮不时涌动,主角就是以知青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当年他们思想激进活跃、青春活力四射,充满着家国情怀和改变世界、改变自己人生的豪情壮志,如饥似渴地获取一切可以获得的知识,乃至于西天取经,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这成就了他们,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先锋,也成就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代人之一。八十年代,不仅是他们人生美好的回忆,也是激情的回响。
 
03
 
如果只是回忆八十年代,那说明这代人已经老了,正在退出舞台。但我觉得,他们还不应该退出舞台,他们还欠世人一次反思。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或者说对他们的经历做一次升级版的反思。八十年代值得歌颂,值得怀念,但我们的反思如果还是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语境,重复那时的话语,那说明,这代人,至少在思想上,没有进步。这代人对历史的更大的意义,可能正在于这样的一个反思。
 
反思,需要批判精神。批判,并不等同于否定。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前工业社会推进到了后工业社会,建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几乎世界上的人都承认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也是这代人当初的理想之一。这样的奇迹,一定有它特殊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做得还不够,哪些成功的做法可能是今后的风险,这中间有些什么规律?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理论,恐怕需要在这样的批判性反思中产生。思想者也需要有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精神,像八十年代那样,放下固有的执念,包括在这四十年中形成的执念,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自己走过的这四十年。
 
据唐德刚回忆,胡适晚年在私下场合,对自己早年的一些观点是有改变或修正的,但在公开场合、在发表的文章中,绝不改变他过去的观点。原因不是因为胡适坚持真理,是因为胡适内心有当中国现代“孔夫子”的执念。他觉得,既然是“夫子”,就应该是一贯正确的。也因此,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上有开山之功,但在自己的思想理论发展上,只有“上半部”,却没有“下半部”。
 
04
 
经济学是一门对现实经济社会运行不断观察、不断解释的科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经济学有一些终极性的原理,但这些终极性的原理对解释、总结现实中的现象和规律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学派,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用年年评了。即使是描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才会有发展经济学、短缺经济学之类;在发达经济体的不同历史阶段,同样会形成不同的经济理论,比如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制度学派等。按照一般规律,冠状病毒在高温下不容易存活和传播,所以往往冬季是高发季节,“到四月份就会神奇地消失。”(特朗普语)然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却没有,将近两年了,夏季照样可以成为的高发季节。
 
中国经济这四十年,是值得去分析和解释的,没有理由虚无主义化。这方面,张五常、林毅夫、杨小凯等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张五常是更老一辈的人物,除了抗战时的逃难,没有内地背景,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大有建树。他关于县域竞争的解释,有创建、有逻辑,但我还是觉得不过瘾。林毅夫与知青一代是同辈,但背景也不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整套后发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理论框架,具有开创性意义。杨小凯则完全就是这一代人的代表,而且,他还是一个思想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代表。
 
杨小凯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是非常深刻的洞见。他没有抹杀“后发优势”,而是在“后发优势”中看到了“后发劣势”的必然。这个结论可以讨论,但杨小凯研究的出发点是真实的,即有“后发优势”,并且“后发优势”真的产生了效果。如果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看这个现象,我觉得杨小凯说的很正常。在具体管理中,为了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所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会积累起今后新的矛盾。杨小凯认为,如果制度和文化改革没有到位,“后发优势”会积累更沉重的制度矛盾,从而成为“后发劣势”,因此,从长远看,“后发优势”实际上也就是“后发劣势”。杨小凯的这一理论,是一副清醒剂,需要高度重视,值得进一步研究。杨小凯实际上预设了一个比赛的评分标准或终点,就是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在承认“后发优势”阶段性有效的同时,认为坚持“后发优势”终将输掉优势。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有没有终极的标准和终点?人类的未来是否就是今天西方的一套文化和制度?福山近年来似乎已经承认“历史的终结”这个结论下错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一个国家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文化,这肯定是对的。然而,从漫长的人类以往的历史看,没有完全照抄作业的国家,也没有作业抄得到位不到位的标准。因此,防止“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的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短期和长期如何分别?尤其是,长期有多长?从漫长的人类以往的历史看,基本上都是“后发优势”战胜了“先发优势”。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西方专家们指导下开始了休克疗法。记得那时,国内对此有许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休克疗法好,长痛不如短痛,所有制、产权、市场等改革一次到位,当市场发挥作用,五年或十年后,以俄罗斯当时已有的技术水平和国民文化基础,很快就会超过中国。不知道这五年、十年算短期还是长期。在那之前,国内就对价格双轨制有激烈争论。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讲,价格双轨制怎么说都是不符合理论、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问题是,社会的运行遵循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律,长期看,双轨制必须变为单轨制,只是短期内社会能否承受比是否符合经济理论更重要。当时也有人提出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现在,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双轨制的争论已是美好的回忆,休克疗法则没有人再谈起了。这也符合杨小凯“后发劣势”原理,价格双轨制作为在改革初期转轨中的一个制度安排,是成功的,可以说是一种“后发优势”。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优势”坚持下去,那改革可能就会失败,则双轨制就是“后发劣势”。
 
由这代人来反思我们走过的这四十年,甚至中国近现代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不过,这代人也有这代人的思想局限或桎梏。不管怎么说,这代人是在“左”的教育下长大的,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即使是那些去往西方取经甚至在西方生活、工作到现在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依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强烈的特色。我时常会反观自己,是不是又那样思考问题了?很遗憾,很惭愧,也很残酷,真的很难摆脱。比如大批判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许多人即使是批判文革,往往用的就是文革的套路和语言形式。习惯于义利之辩,不论什么议题,先让自己站上道德高地,然后展开讨论。尤其严重的是,在这道德评判下的非黑即白的教条主义,争辩双方往往只是教条不同而已。比如关于这四十年的发展,有说“凡是发展好的时候,都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时期”。市场信仰,也是一种教条。当强调“后发劣势”时,根本就无视“后发优势”的存在。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有“先发优势”的灯塔们,没有创造出像中国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即使是短期的、暂时的奇迹,但也是持续四十年的高增长。这四十年的短暂时期中也一定有它的规律在。
 
05
 
当我们面对已然是绿洲的曾经的沙漠,我们却依然把它当作沙漠。因为它如果不再是沙漠,我们就不会说话。这样的姿态,是很难有质量地对这四十年进行反思与批判的。
 
“批判”一词,在中文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对错误的东西进行分析并加以否定;二是,对事物进行分析判别,评论好坏。经过文革,许多人已经只把“批判”理解为前一义了。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批判”的后一义,丢下各种教条,为了未来,回看这四十年。
 
《走出戈壁》中有一段很有意思:1983年作者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沃顿商学院的聘书,举棋不定,到处找人做参谋,同时自己也在权衡,他告诉沃顿的布鲁斯教授自己正在用决策树的分析方式来帮助做出选择。布鲁斯问他是否熟悉那位发明决策树的教授。此人因这个发明一举成名,许多大学争相聘请他,他不知何去何从,便去咨询他的院长的意见。院长说:“你何不用你自己创造的决策树方法帮助决策呢?”他听了有点气急败坏,说:“别开玩笑,这次可是动真格的。”
 
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去西天取经,不过这经得是真经。不仅要真经,还得用好真经,并进而创造自己的真经,即有了《心经》,还需要有《坛经》。有释迦牟尼,我们更需要六祖慧能。
 
我们怀念八十年代,或许是我们自己已然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探索精神。
 
以知青为代表的那代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无论日后的生活多么苟且、油腻、猥琐,内心还是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走出戈壁,但毅然反身绿化沙漠。现在沙漠已然开始变成绿洲。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是如何使沙漠变绿洲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绿洲还不完美。海那边的绿洲我们要学习,但不是唯一的尺度。
 
如果这代人不能进行这样的反思,应该是这代人最大的遗憾。这代人是民族史上的奇迹,他们创造了奇迹,但面对奇迹,没有产生思想的奇迹,却还想用他们当初西天取来的经来指导已经不是沙漠的沙漠。如果真是这么遗憾,那只能寄希望于80后、90后,甚至00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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