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你说，为什么现在的钱不如以前好赚？”

今天这位司机是扬州维扬区人。维扬，就是维扬菜的维扬。现在的淮安人总在跟扬州人争美食之都的称号，为什么要争？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要脸红脖子粗地争。历史上从来称“维扬”，只是因为一个出生于淮安的伟人，巧妙地利用“维”“淮”字形相近、读音相近，把向来的“维扬菜”喊成“淮扬菜”。不过，虽然喊“淮扬菜”，“淮”字在前，但世人都知道，那是指“扬帮菜”，与那“淮”么得关系。最近“苏超”足球联赛非常火热，据说淮安人立志要通过足球从扬州人脚下赢得“美食之都”的称号。扬州人大概率会给他们一个扬州狮子头的。看世界，许多国际争端的导火索往往也是这样无意间埋下的。

扬州，特别是维扬区，还是毛绒玩具之都，不仅是中国毛绒玩具之都，还是世界毛绒玩具之都。据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毛绒玩具是出自扬州。最近热翻全世界的Labubu大部分就是扬州生产的。不知道淮安人在这次“苏超”联赛上是不是还要与扬州人争毛绒玩具之都的称号。

司机照例慨叹网约车司机太卷，赚不到多少钱。我问他原因。他说：司机太多了！

据他说，苏州（“苏超”联赛中著名的太湖三傻之一）昆山许多台资企业关闭了，那些失业的工人不愿意去其他地方做3000块一个月拧螺丝的工作，都拖家带口到上海来讨生活。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开网约车。开得非常辛苦，有些就睡在车上。末了还感叹一句：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我问，你也是从昆山过来的吗？

他回答说，不是！我早就来上海了，已经快二十年了。

他原本在老家做毛绒玩具。他们那里虽是世界毛绒玩具之都，但大多数都是小作坊，雇用二、三十个工人。2009年，他把厂转给他的一个表兄弟，自己一家到上海，在城隍庙边上租了一个店面做毛绒玩具批发生意。他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是，他也参与制作了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在交谈中提起了好几次。这应该是他整个毛绒玩具制作生涯中做过的最著名的产品，并且在这个产品上赚了不少钱。

2011年以后，城隍庙一带的批发商慢慢式微，他的店最后也关闭了。我问，你的店为什么倒闭？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都不行了，那些比他做得好、做得大都倒闭了，他怎么可能做得下去。

虽然早已不做毛绒玩具生意，但他的亲戚朋友还在做，所以他对毛绒玩具生意还是非常了解。说起泡泡玛特头头是道。他说，最近国际上Labubu非常火，女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么一个小小的毛绒玩具，成本价只有5块钱，却要卖35到50块。LV包上如果不挂一个Labubu，那这个包就没有品位了。听说因为抢购Labubu造成打架事故，英国政府命令全国超市，Labubu全部下架。

兴奋地说着关于Labubu的新闻，这是一个到了油腻年龄的男人。那个英国的故事，我不知道真假。

他介绍说，Labubu的脸是义乌那边生产的。因为Labubu的脸是用皮、塑料等压制的，各种形状和颜色，做成不同的表情。这个，扬州这边做不了。义乌做的Labubu的脸论斤卖。扬州这边做Labubu的毛绒身子和头，把义乌做的脸安上，完成最终的成品。他边开车，边比划着怎么缝玩具身子，怎么填充纤维，怎么修剪线头等工序。

那时候的钱真是好赚啊！他说。有的人到他店里批发一点毛绒玩具，转身就到南京路上卖。他批发价5块一个，他们到南京路、外滩路边叫卖20块甚至50块一个，一天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几百块上千块。

“关键还是信息不对称！”是的，他说出了经济学专有名词。他说，如果再从南京东路到南京西路，还可以卖出不同的价格。

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妻商量，既然人家做零售可以卖这么高价格，为什么不自己做呢？他们做批发生意下班早，一般下午五点就关门。回家后简单烧晚饭，吃完，稍事休息，就到闹市路边摆摊，一个晚上也能赚几百块钱。

我说，既然这么好赚，为什么不做了呢？他说，现在再到马路上卖毛绒玩具不好卖了。

突然，他问道：“专家，你说，为什么现在的钱没以前好赚了？现在赚钱真难啊！”司机究竟是司机，察言观色，见多识广，他居然根据我的目的地判断我是一个“专家”。

我对于“专家”的身份不置可否，只是和他一起回忆他开始赚钱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那时的环境，对比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

他忽然有点甜蜜幸福地说：“我现在不能算有钱人、富人，但我也不是穷人，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境地，开车的收入也只是聊胜于无，正常的消费外也没有更多的消费需求。”

我问他，你难道不打算再做毛绒玩具生意吗？

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做！我老婆说，坚决不做！

他老婆现在在一家公司做保洁，还管理着保洁团队。应该是管理工作做得好，退休了还被公司返聘，有9000一个月的收入。

我说，那究竟是做老板啊。

他说，老板不是那么好做的。我们那叫什么老板，只是个小作坊，只有二十多个工人。老板，就是个讨债的。讨债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老婆一方面要亲自制作毛绒玩具，另一方面还要把好产品质量关，管理工人。毛绒玩具很精细，稍有偏差就要修改或重做，影响效率和成本。他们老家到处都是小作坊，对工人批评不能重了，稍微说得严厉点，第二天可能就到其他作坊去了。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安徽、河南，亲帮亲、邻帮邻结队而来，一个人不开心，可能几个人就一起离开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工厂的工作，但我这里只要走掉一个人就会影响生产进度。过年过节还要哄那些会讲话、会闹事的，偷偷给他们发红包，希望他们能哄住员工。这样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多少钱，更何况还遭遇采购商的大量拖欠。自己这边，发工资、进原材料，都要付现金。他说：我们赚的钱，有的只是纸上记的钱。所以，还不如现在这样开车、打工省心。

“不过，”他说，“现在老家的人做生意的方法已经改变了，都是向温州人学的，不给现金，绝不发货。给多少现金发多少货。情愿货压在手上也不让采购商赊账。”

最后，还给我说了个轶事。他楼下的保安退休了，有42年工龄。上班时3000块一个月，退休后社保有9000多块一个月。退休后的收入居然比上班的收入多两倍。这个保安既开心，又不习惯。到这个年龄，已经形成消费惯性。抽烟还是抽“幸福”牌，根本不敢抽“中华”牌，买菜，稍微贵点的依然下不了手。

唉，看来由俭入奢也不易啊！难怪现在满大街都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2025年6月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