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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老外明显多了。坐我车的,10个里面总有两个是老外。老外里面俄罗斯人比较多,还有非洲、中东那边的人现在也多起来了。其他白人则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俄罗斯人比较明显,能够区分出来。”据他观察,这些老外应该是对中国比较熟悉的,能够用滴滴打车、约车,有的还能用中文跟他打招呼。

今天坐滴滴的豪华车,司机给我介绍最近的情况。他说,5月开始进入旺季,一直到9月暑假结束。他的客源主要是各大宾馆、机场、高铁站、高档写字楼和使馆区。

中国人坐豪华车的一般都是商务人士和旅游的。

师傅是北京人,京片子,但不是那种特别油的,话也不多,不问他,他绝不会主动说话。

我说,都说北京的司机能说,你好像不怎么会说。

他说,那是出租车司机,我不是出租车司机,和他们不是一路的。

我问他,乘客是不是会主动跟他聊天。

“也有的。不过,坐豪华车大多数情况下是几个人一起坐,一个人的相对比较少。几个人一起坐车,上车后都是他们自己互相交谈。我不会像出租车司机那样谈国家大事,所以跟我也没什么好聊的。”

根据他听乘客交谈来看,现在经济还是比较差。乘客商务人士多,谈的都是关于生意难做的感叹,很少听到兴高采烈说生意好做的。

“你的生意怎么样呢?”

“豪华车的客户比较稳定,所以我每天的单量起伏不大。”

师傅开网约车已经三年多,一直是开豪华车。之前是开超市。目前,超市由老婆负责,他开网约车增加一点收入。

2016年之前,他在工厂上班,老婆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没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工作问题不大,有了孩子,日子就紧巴巴的。于是,他就辞职,和老婆一起开超市。起手不错,很快就开了第二家。一家在市区西客站边上,一家在郊区。2019年,一方面生意有点差,另一方面管两家超市也比较辛苦,正好他弟弟没有工作,就把郊区的那家给了弟弟,他和老婆做西客站的这家。他们夫妻,再雇一个营业员,成本降低很多。

“原本以为疫情后生意会好起来,当时很兴奋,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疫情后生意反而差了。不是我一家差,是大家都差。光靠超市这点生意,日子也比较紧。我们把雇的一个员工辞了,我出来开网约车,店老婆一个人管。我之所以开网约车,就是比较自由,随时可以照应一下店里的事情。店比较小,老婆一个人能管过来。”

他们开的是那种夫妻老婆店式的小超市,面积在几十到100多平米。

“我以为你是疫情期间生意不好,才出来开网约车的。怎么是疫情后生意不好了?”

“我们这种店,疫情期间生意非常好!不好的是那种大超市,检查多,因为大,人家怕传染也不敢去。我们这种小超市,在居民区边,都是日用品,是老百姓的刚需,为保证居民生活,政府不让关。再加上封控,日用品物资紧缺,所以,我们的东西经常是卖空的。本来以为疫情后会更好,没想到一落千丈。”

他说,疫情后,人们的消费习惯、购物习惯都变了,都在网上购物,他们的生意就大幅下降。

“最惨的是餐饮。疫情期间就几乎停了,要付租金、水电费和员工工资。疫情后,人们也不喜欢出来用餐了。”

“最近餐饮好像有点恢复了。用餐的人多起来了。”

“那些主要是网红店,打卡点。一般的还是不行。开开关关,很少有坚持久的。现在北京都没有夜生活了。我现在一般晚上9点后就回家了,因为晚上单子很少,街上没人。现在整个北京还有夜生活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簋街,一个三里屯。三里屯是酒吧,簋街是吃宵夜的。其他地方晚上都没人。”

我问他是打算一直开网约车还是继续开超市。他说,他一直在看机会,现在还没有机会。一方面是整个市场没有起来,另一方面开他们这样的小超市是要看地段的,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赚钱的。许多人没经验,疫情后开店,又以为需求会报复性增长,进了很多货,结果都亏得一塌糊涂。这种店一定要开在学校附近,光是居民区都不行。现在居民区的客户几乎是固定的,就是很少网购的人才来超市。学生的消费力很强,单笔金额不大,但人多啊!每天最忙就是下午3点以后,学校开始放学到晚上6点多。

“那你就去找这样的地方啊。”

“这样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有小超市了。一个地段的客户是固定的,如果已经有一家或两家超市,还有其他店,你再开一家,干得再好,只是分到一点客户,大家都吃不饱。与其大家在那里卷,在那里耗,还不如不去开店。我西客站的这家超市,在一个小区的北门,小区东门有两家,附近还有两所学校,客户量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行当的群体互相没有什么竞争,大家在各自地盘干各自的活。想要开店,只能等现在的店主因为各种原因不干了,比如必须带孩子回老家读书等,把他的店盘下来。但是,北京200平米以下的这类小超市大概六成以上是河南人开的。他们非常团结,有人要离开北京,会在他们自己的群里发消息,转让给他们老乡。我们局外人得到消息时他们已经转让完了。”因此,师傅还在等待机会。

我问他,是不是还有其他打算呢?

或许是我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总之,他的回答不在我的意料之内。我想问的是他有没有做其他行当的打算,他回答说,他坚决不加入大型平台,坚守自己的小买卖。

“那些大平台都是薅我们羊毛的。一开始进入门槛很低,甚至零门槛,只要换上他们家的牌子:某某便利店。有的店主觉得没门槛,无非换个牌子,就加入了。但过一段时间,就要求进他家货的占比要提高,半年后要提高到80%,还要收管理费2万元。有些货,他们家的是便宜,有些并不便宜,而且价格更高。关键是有些货他们家线上发货,效率上和损耗率上不如线下,比如冰棍、饮料等,会严重影响我们的销售。很多店主后来都后悔了。所以,我坚决不加入。”

“这些大平台制定规则的人都是年轻人,有些甚至是00后。他们把‘利’挂在脑门上,只有一个‘利’字,做生意的思维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也要赚钱,但也要顾及客户的利益、供应商的利益。他们只有他们的利益。为此,他们一味讨好客户。他们讨好客户并不是因为他们给客户让利,而是讨好客户可以让他们多得利,受损害的则是商户。现在的无理由退货,客户无所谓,真的是商品有问题,当然商户要担责,但现在大多数商品没有问题,这对商户很不公平。可是这些年轻人不管这一套,只要对大平台的收入有利,他们就制定什么规则,不管商户死活。”

看得出来,他对他们这一行体会很深,也有信心,只是目前时机未到。

笔者拍摄

202661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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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人|刘晓春

现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78级金融专业本科毕业。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浙商银行行长。著有《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金融科技新格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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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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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曾任浙商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浙江农村金融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国际业务部信贷科科长、国际业务部信贷部经理、营业部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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